任何一件文献,尽管它的悠久历史经过周密的考证,尽管它是货真价实的归档材料,却保证不了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允。同一件事,在同时几位史家的记载中,却有南辕北辙的出入。此种情形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例中似乎尤为彰明较著。在这里,每有谴责,必有辩解;每有一个“是”,必有一个“不”同它颉颃,两者各有文件为证。真理和谎言共生,事实和虚构并存,难解难分,以致实际上每种观点都可以做到言之成理。如果你想证明玛丽·斯图亚特预闻了谋杀亲夫,有几十份证词可以供你使用。如果你想支持对立面,证词也不成问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的颜料。传流至今的材料既是如此芜杂,倘若再掺入政治偏见或者民族主义,那就更成了彻底的蓄意歪曲。人处在争论生存还是毁灭的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之间,都抗拒不了诱惑,非得参加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确认此是而彼非,或诋毁此而赞美彼。这是人的天性。倘若像这桩公案,列位著作家多半各有归属,分别属于交锋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是势所必然。总之,新教的著述者把一切罪过都诿之于玛丽·斯图亚特,而天主教徒却归罪于伊丽莎白;英格兰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把玛丽描绘成杀人犯,而苏格兰人则把她说成是受害者,一身清白,横遭卑鄙的诽谤。关于“首饰箱信件”,争论更多。一些人赌咒罚誓说它真,另一些人指天誓日说它假。一句话,在这件事上,连鸡虫得失的事情都带有派性的色彩。所以,一个既非英格兰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超然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或许能够比较客观而无成见地评说一番;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派性偏见的艺术家,或许更能够理解这出悲剧。即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断言他所知道的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种种行状都是不容置疑的真情,那也是过于大胆,叫人不能原谅。其实,他唯一能把握的,只是某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而至于他以他的全部智力和良知认为客观的观点,也难免带着几分主观性。史料成了一本糊涂帐,他只能从糊涂帐中去探究真相。当时诸人的叙述如此看牴牾扞格,故而他对于这桩公案,在每一细枝末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某些情况下,最最老实的做法莫如在他的裁断后面打上个问号,承认玛丽·斯图亚特这一或那一事迹至今茫无头绪,无可钩稽,大概永无大白于天下的一日。因此,作者向诸位奉献这部试作时,抱定宗旨决不采录刑讯及其它威吓和暴力手段逼供而得的证词:实事求是的人决不会指望和依靠屈打成招的口供,把它当作可信的材料。间谍和使臣(这两者在当年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同样如此,经过极其过细的选择才偶见于本书;本书作者对每一份报告都采取存疑的态度。倘若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的“首饰箱信件”真实可靠,那是他把种种情状再三斟酌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参照了内在性格方面的因素。凡是文献中有两种相反说法的,本书作者对每种说法都要追溯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总是酌量这种或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这是本书作者的根本准则。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不是个谜。它的矛盾仅仅表现在表面的发展上,内在的本质却是完整的,从头至尾都是鲜明的。玛丽·斯图亚特属于那种给人印象极深、能迸发出强烈的喜怒哀乐而又为时极短的情感的少数女性,属于那种光辉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不是那种逐渐凋谢而是仿佛只在一种激情的熔炉中一次燃尽的女性。二十三岁以前,她的感情始终像水波不兴的溪流;而往后,从二十五岁开始,她的感情也并未汹涌澎湃。唯有那短短的两年,风暴骤起——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成了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气势磅礴的悲剧,类似《奥瑞斯忒亚》①。唯有那两年,玛丽·斯图亚特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两年的狂飙使她超越了自己,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中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扼杀了她心中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仍活在诗歌和争论中,却又只能归功于她的激情。内心生活异常浓缩,全部都是绝无仅有的瞬间爆发,这决定了玛丽·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任务是再现这条直上直下的曲线,并且表现出它的独此一家的个性。所以,她一生的前二十三年以及被囚禁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与她悲惨的激情喷薄而出的两年时间相等。作者如此剪裁,但愿诸位不以为恣肆。人的一生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吻合。对于心灵,唯有感受的充实方能作为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不像冷冰冰的日历,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从内心计算逝去的时光。在感情的陶醉中,怡然地挣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福佑,人能够在一瞬间淋漓尽致地领略人生;尔后,弃绝了激情,又沦入一片空白,苦挨着永无尽头的岁月,伴着憧憧幻影,陷入荒漠般的空虚。正因为如此,往日的生活中只有那些紧张激动的瞬间才留下了痕迹;正因为如此,生活唯有浓缩成瞬间,唯有通过瞬间,才能够真实地描叙出来。一个人,唯有烯发出精神力量,于己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唯有燃烧至白热,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