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本书为钱穆先生传世经典，写于抗战时期。以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与现今流行的任何一本中国通史观点都有绝大的不同，也正是钱穆先生的伟大之处，读了之后有豁然开朗之感，让读者明白何为历史真相。具体內容不多述，现只引作者在书前的警示语，可见作者之治史精神（括弧中內容为作者自注）：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年八月逝世。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论语新解》、《庄子纂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晚学盲言》、《师友杂忆》等约六十种书。国史大纲·书成自记民国二十二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民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二十六年秋，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抗战时期，学者生活何等艰辛！但是当时的学者（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代表）却创造出了空前的伟大成果，其间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迳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今日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弊病太多，最大问题即在“不详实事”，钱先生此文真可做一剂良药。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汤锡予，名用彤，北大教授，魏晋佛教史专家。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钱先生著书态度之虔诚、严谨，是今人效法的榜样。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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