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二、立法机关参与行政管理的其他方面人们常常看到，立法机关直接监督某些行政机构的活动：例如在国家一级的机构中，有政府印刷所、国会图书馆和会计总署，它们都有很重要的职能，同时雇用了大批雇员。立法监察的职能尤其重要，1973年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举行的意见听证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特殊案例中，立法机关非常有效地揭发公布了尼克松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但是，人们仍然忧心仲忡，国会、州和地方议会并没有批评性地考察行政机构的职能。议员及其助手们以选民的名义把大量时间用于同各种机构官员的接触上。这种“个别调查工作”的目的可能是迅速进行某项退休金检查，做出对某封信答复，或者在公民找其代表寻求帮助的情况下作为被问询的一方采取行动。因此，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具有一种特性，它表现出执行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所有各级政府中都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执行——立法不断相互作用的形式。如果把行政管理看作是一种过程——即在任何企业中，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对大量知识和技术的运用——和在其他实体中一样，在立法机关中也需要行政管理。立法机关如果想令人满意地运转，必须不断改进自己的内部组织和程序；对这一点的疏忽，造成了当前对立法者诸多不满的原因。因此，在从内部考察立法机关时，我们发现，它需要良好的行政管理。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比较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公共行政学的专业领域通常把立法机关看得无足轻重。因此，本书专门有一章论述立法行政问题（第十四章）。三、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司法系统已经成为塑造公共行政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当普通公众、政府雇员、公共机构人员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通过法院坚持他们的权利时，这种趋势正在日益增强。在法院判定立法机关的法规和行政机关的法令的合宪性时，实际是在决定可以提供哪一种公共服务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提供这种服务，例如联邦法院制定在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时，正是这种情况。最近，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都以宪法为根据颁布了非常具体的命令，要求改善监狱、看守所、州立医院和其他设施的条件，例加“减少单位面积人数，增加工作人员数”和“所必需的擦走廊地板的次数”。实际上，法院已经变成这些设施的临时管理者。这种发展是受到反对还是被认为是必然的，完全依人们的观点而异，但是，它显然使司法系统介入到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之中。除了根据宪法要求进行裁决外，法院还在政府官员超越其法定权利时阻止越权行为。法院的行动受到多方面的推动，包括公民个人、公共压力集团、其他组织，甚至还有迫使政府官员按法律要求行动或阻止他们不正确地引用法律解释其责任的议员。近来有许多这种诉讼案的例子，尤其是那些保护环境的案子。由于立法的或司法的活动，许多新的权利应运而生，在保护消费者和平等就业机会方面，这些新的权利促进了“诉讼案的激增”。对司法行政的新的重视。正如立法机关中的情况一样，司法系统的内部管理一直被人所忽视。近几年来，由于公民们对司法系统办事拖延和其他缺点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司法行政正在发展为一个专门领域。第十五章将通篇详细论述这一问题。本书前言序经典的意义在于它的持久价值和影响力。不容置疑，任何一门科学体系在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可以称之为经典的著作为本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某些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原则和规律，行政科学也莫能例外。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原则与规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各国的交往与联系日趋密切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革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社会公正和遏制政府官员腐败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学的研究更突现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行政体制改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从政府职能转变到改革人事制度、从政企分开到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等，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并已取得初步成果。不言而喻，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认真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子，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借鉴国外行政学理论的一些有益的内容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中国政府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治国大政方略，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全面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相协调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强调，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讲资源配置的优化，还要注重制度的革新和管理人才资源配置的优化。显而易见，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高效、优化、公平的政府行政运转机制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结构改善，任何社会进步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社会进步的概念中忽视文化因素、人的因素、价值观念和行政体制等的作用，也是不科学的。在世纪之交，在中国政府和人民迈入新世纪的过程中，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中心的宏伟蓝图，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因此，这一套《国外行政学经典译丛》，将会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对我们所致力的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有所帮助和启示。同时，也会有助于正在起步阶段的我国行政学理论的研究。当然，由于行政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联系的一门科学，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价值追求、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等，都会对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适合国外政府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适合我国的政府管理。所以，译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政府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来研究和分析这些著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和批判、比较和借鉴、学习和吸收国外行政学理论的优秀成份，扬弃其糟粕，把我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和行政改革的具体实践引向深入，这恐怕是我们对待这套丛书的比较正确的态度，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所在。桂世镛1996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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