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由公元1世纪起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此后长达一千年的历史中，印度佛教文化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次是由16世纪末传入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到今天也有四百年了，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经种种波折，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则是无可否认的。特别是近百年中，在中国文化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已成为这一时代文化讨论的主题。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原有传统文化，如何吸收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而对此，可能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急进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保守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可称之为自由主义派。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其中某一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益，而其他两派则是有害的。我认为，或许这种看法是可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并不正确。照我看，在文化的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毫无疑问是并存同一框架之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为了考察四百年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以及中国人对它作出的种种不同的反应，我曾考虑写一本书叫《西学输入史论》，打算对西学输入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些研究。198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刊于台湾《中国论坛》中），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要深入下去有相当大的困难，必须掌握大量文献材料，并要细心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这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要较好地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趣，认真地系统地研究四百年来西学输入中国史将是不可缺少的。正巧这时我招收了一批博士研究生，于是我就让他们中的三位分别对西学输入中的一些问题，作比较充分和系统的研究。孙尚扬选择了四百年前西学开始输入作为他研究的范围，写成了这本书。另外两位同学）一位选择了“由张之洞到胡适”（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学输入）为题；另一位的博士论文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即20世纪中叶的西学输入，特别是关于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我打算今后将继续招收一些博士研究生，希望他们对西学输入的关键性问题逐个进行研究，以期最后能有一全面系统的看法，并作出相应的成果来。我发现，我所招收的这批青年人有着敏锐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非常勤奋，并对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兴趣，如果他们能坚持不懈地认真研究，一定会取得可喜成果，孙尚扬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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