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造就了澳门这个独具特色的东方小城：在这裡，中葡两个民族的人民共同生息了四百五十多年，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实现了深广的相互融合，澳门因此而形成的自身价值，由此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当已不可置疑。然而，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帷幕即将落下，二十一世纪的序幕行将拉开之际，她的历史也将揭开新的一页，那就是：回归中国。今天，澳门历史上这新的开端已指日可待。 在澳门回归中国的过渡期中，中葡双方有很多要做的工作，但其中最重要、最紧迫、对澳门未来的影响将最长久的工作，莫过于法律本地化。所谓法律本地化，本身就表明了一个存在已久，但又必须改变的现实，即澳门现行法律主体上不是澳门本地的法律，而是葡萄牙的法律。这本是历史造成的现实，现在又将由历史改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从整个情况看，自《中葡联合声明》公布、法律本地化提到日程上以来，澳门政府已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由于澳门过去长期未能对法律本地化予以充份重视，故现在虽有所作为，却与实际情况的需要还颇有距离。作为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与关系的工具，法律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在社会中的实现程度。这种实现一方面是通过有关政府机构或国家机关来完成，如立法、司法及执法；另一方面则是由民众本身来完成，如公民强烈的法律意识、自觉的法律约束以及严肃的法律维护。对于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来护，这两方面的实现缺一不可；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后一种实现更是根本性的，但澳门欠缺的恰恰是这后一种实现。一百多年以来，澳门政府以其准殖民统治的政治力量在澳门施行葡萄牙法律，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让澳门社会的民众认识其法律，以致佔澳门人口95％以上的华人长久以来对澳门实行的法律一无所知。这种局面近几年来虽经政府着力进行法律中译和培养本地华人法律人材而有所改变，但因起步太晚且力不从心，故还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直到今天，澳门的司法与律师业，仍是葡人和土生葡人的“专利”。同时，法律教育极为有限，而法律研究几乎更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这绝不是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况且，任何法制，如果不能被其赖以生长的社会多数成员所认识，那它就没有生命力。对此，中葡双方的有识之士均已达成共识，而我们写作此书，也正是出于这种共识，目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向澳门的民众传达现今澳门法律的基本内容，从而使澳门大多数华人居民能对现行法律有一基本了解。我们认为，这项工作目前已刻不容缓；因为迄今为止，澳门自己还未会出版过一部系统介绍澳门法律的中文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澳门法律本地化的一项缺欠。 或许正因为这样，就澳门现行法律写一部中文著作同时也并非易事。因为现时澳门除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澳门法律概述》之外，可资参考的中文著述或资料实在有限。在此情况下，唯一妥当可行的途径是直接使用现有葡文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只有如此才谈得上治学严谨和对读者负责。 本书的作者现均于澳门从事法律工作，并大都于澳门居住多年，其中有些还会往葡萄牙进修过葡国法律，所以对澳门法律的实际情况以及葡萄牙法律的理论制度可谓有较多的感受和认识，而且亦多能直接利用葡文原始资料。此外，大部份作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经验和积累。当然，这不等于说本书可以充份正确扡概括澳门法律的理论与现实。相反，无论是在内容和深度方面，它都大有发展的余地。尤其是现行澳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尚存在着许多差异和模糊之处，对此，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涉及。本书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以客观中肯的立场，对澳门现行法律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介绍，以期能为澳门的华人居民提供最起码的法律知识及信息，至于较深入的研究或著述，相信会随着法律本地化进程而逐渐发展丰富。所以，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澳门法律》并未要求学术上的透彻深刻，而只是以应用上的客观明确为已足。无论是广大民众和社会团体，抑或是公共机构和教育部门，如果他们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有关澳门法律的信息、启发甚至略知其大概，则本书的目的既已达到。 无论如何，作为澳门本地出版的第一部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法律著述，作为诸作者在澳门多年工作与研究的心得，这部书自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意义。至少，它以中文为比较法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就目前所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有关澳门和葡萄牙法律的系统著述尚颇欠缺，因此《澳门法律》无疑有填补空白和开拓的意义，它将给大陆、台湾和香港有关澳门及葡萄牙法律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从而促进有关项目的比较法研究。我们相信，它的这种理论价值将会渐渐得到确认和实现。最后，我们想要特别说明的是，《澳门法律》虽然出于作者笔下，但它能够面世，还有赖其他许多人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我们要衷心感谢本书的动议者，“澳门丛书”主编黄汉强、吴志良先生，他们的创议与重视，使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尤其是吴志良先生，他对本书关心之勤，用心之切，使本书得以迅速出版。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法律翻译办公室简秉达（Eduardo Cabrita）、贾乐龙（Nuno Calado）和谭剑虹（Goncalo Xavier）三位领导人，鑑于本书的主要作者乃该办公室的法律专家，故没有这三位先生的理解与支持，本书的进展便不会如此顺利。另外，写作的过程中，法律翻译办公室的葡萄牙法律专家李嘉律（Carlos Leal）、查赟（Mário Chaves）先生，邓思慧小姐（TeresaSilva）等均曾给予作者以宝贵帮助。澳门大学的伊思哲（Manuel Trigo）先生还慷慨地将其讲义提供给作者，此亦当是对作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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