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文提要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它表现为经济扩张因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或者消费需求约束而出现经济收缩；经济收缩又因资源供给充裕或者消费需求拉动而重新进入经济扩张；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通常，经济周期波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否认存在经济周期现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而且出现多次的经济衰退，甚至爆发经济危机。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经济波动较为明显的国家之一。它们构成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显著特点。本书中心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总是大起大落？二是如何防止和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只要我们比较客观地承认这一现象，十分认真地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及症结，老老实实地按经济规律办事，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上述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的经济周期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再紧缩（再调整）的反复变动过程。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经济稳定，则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经济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是有起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改革以来已经出现四起三落。——每次经济同期长度不尽相同，呈不规则变化，一般而言，扩张期长度大于收缩期长度。——各周期波动幅度（指真实GNP增长率偏离增长率均值的标准差）差异甚大，改革以来经济波动幅度呈现明显减缓趋势。——经济波动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系数（指真实GNP增长率标准差与增长率均值之比）愈大，经济增长率均值就愈低；反之则反。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大幅度下降，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道路的决定因素发生变化密切相关的。但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稳定仍然是核心的问题。——每两个周期（指短周期）构成一个中周期，平均每10年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调整。——中国经济波动系数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作者计算，1960—1989年期间，中国经济波动系数约为前南斯拉夫、英国和印度的1.8倍，美国的2.2倍，日本的2.6倍，韩国的3.0倍，前苏联的3.4倍，世界平均水平的4.3倍。——中国经济波动是以外部冲击为主，内部传导为基础的波动类型。反映外部冲击作用的循环分量波动幅度相当高，同时反映内部传导作用的趋势分量波动幅度也高于同期美国的水平。此外，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还有其他特点。例如，除了经济总量（GNP）增长波动之外，还有十大类型经济变量波动：生产波动、投资波动、消费波动、工资波动、货币波动、信贷波动、价格波动、财政收支波动、商业和库存波动、外贸波动；中国不仅存在全国性经济增长波动现象，还存在地区性经济增长波动，反映了中央政府任何一种经济政策（无论是扩张政策，还是紧缩政策）都会对全局产生深测影响。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十分明显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很不稳定状态，这种大幅度的频繁的周期振荡，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周期发展过程：从大起到大落尽管每次中国经济周期和重大经济调整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仍具有类似的过程和相同的特点。每次经济周期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张期；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经济调整期或经济紧缩期；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1）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张期。假定经济增长从前一次低谷点开始进入经济复苏期。由于前一次经济衰退造成大量闲置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在能力，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逐渐复苏，并开始发挥作用。由于连续性的技术进步，投资积累，劳动力调整，从供给要素方面为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由于连续性的人口增长、消费需求增长、国内外市场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扩张，从需求市场方面为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经济复苏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使实际生产能力接近或达到充分生产能力。一旦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就完成了经济复苏，开始新的经济扩张。在经济扩张初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形成经济建设高潮的机完已经到来，号召全国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建设，争取高速度增长。各地方积极呼应中央号召，曾遍争上投资项目，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与投资增长相联系的资本货物（如原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能源、交通等）需求迅速扩大，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生产高速增长，货币发行超量投放，银行贷款激增，财政支出明显增加，消费基金迅速膨胀。这一时期中央向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包括下放投资审批权限，放松贷款额度和限制，扩大市扳机制范围，赋予地方更多的优惠政策，减少地方上交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各地方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国出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经济跃进景象。对此新闻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适舆论，使人们感觉“形势大好，愈来愈好”。（2）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经济繁荣期是指经济增长率以一个暂时的高速度增长的时期。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增长趋势，并接近潜在生产能力上限。经济扩张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约束（如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和增长瓶颈约束（如交通、通讯瓶颈约束）。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柬和制约条件面前，领导人有两种选择的可能：一是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抑制社会总需求迅速扩张，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实施反周期措施。但是作出这一选择，对中央领导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无疑给“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泼了一盆冷水，既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会遭到各地方官员的普遍反对。他们常常倾向于选择另一种作法，进一步解放思想，运用各种非经济手段，企图突破资源约柬，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包括：大搞群众运动，发动大跃进，反对保守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动员新的非经济要素资源（指群众干劲）；修改年度计划或者五年计划，大幅度提高产值或产量指标，重新分配资源，超额发行货币，超规模发放贷款，大量举借国债和外债，增加财政向银行透支，扩大可分配资源。中央领导人的急于求成，各级地方政府的急于求上，干千万万厂商的急于求快，十几亿老百姓的急于求富，这四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目标一致，共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急剧走向高峰。这时的中国经济如同制动闸失灵的特别快车，是没有任何办法（包括小调整、局部调整或者软着陆）可以减速下来，或者停止下来，除非来一次伤筋动骨的急刹车式的重大经济调整。此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就经济增长是否“过热”出现不同意见，面临的是调整还是不调整，是早调整还是晚调整，小调整还是大调整，是“点刹车”还是“急刹车”的争论与选择，由此产生深刻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3）经济调整期或经济收缩期经济发展大起必然引起经济发展大落，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每次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业翻收，粮食产量停滞甚至下降，使“吃饭”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投资规模过大，且超越国力；连续超额发行货币，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直接损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居民阶层的利益，引起社会公众普遍不满；连年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困感于财政危机之中；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源电力供应不足，交通运输十分紧张，缺电缺煤缺 材（指原材料）又引起开工不足，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商品库存量大量积压，经济效益不断下降；进口量急增，国际收支恶化。“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政府是经济波动的发动机，又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只要出现如下情况中央政府就会被迫决定实施重大经济调整：全体居民消费超过农业供养能力，基建规模超过社会供给能力，通货膨胀超过群众承受能力，信贷规模超过银行支付能力，地方盲目行为超过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中央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例如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或者省长会议等），连续下发中央文件，决定经济调整，并正式成为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此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目标不一致了，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形成尖锐矛盾，前者坚持经济调整，而后者继续坚持经济扩张，前者坚持经济稳定，而后者继续坚持加剧波动。最后中央被迫采取“一刀切”或者行政手段强行在全国实行经济调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几乎相同的经济紧缩政策和经济调整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增长。同时中央向地方收回下放的各种权力，强调各地方服从中央，加强行政手段干预，普遍进行财经违纪大检查，增加中央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号召人民勒紧裤带或者过几年紧日子，中央公开或者内部承担经济决策失误责任，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一旦削减投资规模，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随之下降，并低于生产能力水平；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开始进入经济低谷期。此时，通货膨胀率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攀升；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并迅速形成“债务链”。（4）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严重衰退，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降至远低于增长趋势的水平上，甚至出现负增长，大量生产设备闲置，能源紧缺、交通瓶颈约柬作用有所缓解。资金从工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增长。投资下降引起资本货物需求下降，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但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公开的或隐蔽的失业人口群，社会犯罪率上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多，群众普遍不满，社会矛盾尖锐冲突。这是经济发展的艰难时期。通常中央政府制定较为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采取较为谨慎的经济稳定政策：稳定增长、稳定通篙、稳定信贷、平衡财政、支持家业、调整结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复苏。当经济逐渐复苏，全面回升时，又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农业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真正含义是，农业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基础；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解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届政府的首要任务，“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形象地说明农业生产以及粮食生产波动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称定的基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波动与经济波动这一特殊关系就在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最突出的国情特点是：人口过多，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粮食消费量大，农业供养人口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庞大的人口群对耕地资源造成持久的巨大压力。人口激增，耕地减少，两者逆向发展，导致人均耕地呈下降趋势，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商品率水平低，每个农业劳动力仅供养3.4个人口（还包括农业劳动者本人）。农业收成好坏直接影响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中国农业是高投入、高集约、高单产、高成本类型的农业。只要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农业产出不是停滞就是下降。——中国农业极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抗灾能力较差，多半耕地还是靠天吃饭。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部门，又是最薄弱的部门，也是经济波动最敏感的部门，农业波动系数高于GNP波动系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又高于农业产值波动系数。据作者计算，1953—1991年期间，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系数分别为231％、144％和130％。为什么农业波动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波动呢？——农业部门是广大城乡人民基本食物的主要供给者。中国居民膳食结构是以植物型为主，粮食是人民食品消费的主要来源。农业产出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引起家副产品供应短缺，导致农副产品价格急剧上涨。食品价格上涨还抬高了工业劳动成本，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农业产出波动影响价格波动。——农业部门是消费品工业（指轻工业）原料的主要供给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高，尽管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52年为87.5％，1987年下降至70.1％），但是轻工业农产品原料需求的绝对量是不断上升的。农业产出下降，导致轻工业原料短缺，农产品原料价格上升。农业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消费品工业波动，间接影响资本货物工业产出波动。——农业部门是出口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农业产出下降，影响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出口量，同时也增加农产品进口量，例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出口波动，间接影响进口波动。——农业部门是工业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是国内最大的市场，既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也包括消费品市场，成为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产出下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影响农业对工业品的购买量，减少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商业波动，间接影响工业产出波动。——农业部门是人口与劳动比重最大的部门。农业产出下降，使得“吃饭”问题突出，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迫使政府削减对工业投资支出，引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农业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投资波动，间接影响工业产出波动。——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门。农业产出下降，直接引起GNP总量减少。农业波动直接影响经济波动。农业波动影响经济波动有如下特点：——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具有滞后性影响。通常是农业和粮食增长波动在前，经济增长波动在后。上年农业和粮食增长率上升时，次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随之上升；反之，则随之下降。——农业波动幅度高于经济波动，且对经济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部门，也是经济波动最为明显的部门。——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递减性，但是仍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农业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以及农业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的双重作用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大国中，农业收获的丰歉对经济波动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农业增长速度制约GNP增长速度和工业增长速度。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稳定粮食增长，才能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对外部冲击的响应曲线，它是外部冲击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表现为：（1）外部冲击（shocks），包括随机冲击或者序列相关冲击；（2）初始响应（resp0nses），出现一个初始振幅，振幅大小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特性；（3）振荡衰减（damped0scillation），由于经济系统的结构特性与制约性所产生的内部阻力所致；（4）循环运动（cycles），转化为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上述过程可由系统响应曲线来描述（例如利用动态联立方程计算和模拟这一过程）。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这包括来自经济扩张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冲击”和经济收缩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命令冲击”。前者是采用扩张政策，后者是采用紧缩政策。之所以称为“外部冲击”，因为它们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正常发展具有强烈的冲击干扰作用。每次经济扩张期与各次党代会具有——对应关系。从1977—1993年的17年中，共计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形成了四次扩张期。作者发现，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增长率高于上一年（平均GNP增长率为9.2％），第四年较低（为8.3％），第五年最低（为6.7％），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于党代会召开影响当年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多上升3.3％，投资增长率多上升12.4％。仅1992年因党的十四大召开，当年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高出3.8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高出19.2个百分点（作者是采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冲击影响）。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产生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发出新的战斗动员口号，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普遍取得共识，掀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这种政治动员对经济扩张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作者这一结论得到实证计算的难证。“政治动员冲击”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扩张期的“技术冲击”（指科技进步，厂商技术创新），属于非经济因素，且具有放大响应效应。系统的响应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经过一个短暂的“传达动员”通讯期，各地方、各单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纷纷制定行动计划。在信息社会，中央指示精神是人人皆知的，中央的经济计划指标就成为省区经济计划指标的下限。当中央把经济增长率指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就使得各省区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要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相应地市县经济增长率指标则会抬得更高。层层加码，逐级放大。这些经济行为反映在“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最终表现为“经济过热”。当经济增长愈来愈快，中央政府因缺乏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又不能有效使用经济手段，例如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控制货币需求，抑制经济过热。当地方政府以及厂商响应的盲目性，危及全局经济稳定，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是以政治命令的形式下达的，它比采用市场经济手段的“自动刹车”机制来得要快，基本采用行政手段的“急刹车”机制。故称为“政治命令冲击”，或称“急刹车冲击”。每次经济收缩期与历次中央政府经济紧缩期政策密切相关。“急刹车冲击”是导致经济增长曲线出现转折点并进入经济收缩期的直接原因。经济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处理各类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以及农业危机）的主要手段。随着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及其规模，严格控制信贷发放及其规模等经济整顿措施出台，经济增长率在发生转折之后，迅速下降，进入经济衰退期。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于实行经济紧缩政策，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下降4.8％，投资增长率下降17.0％。“政治动员冲击”与“政治命令冲击”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波动而且呈现政治性经济周期特点。这一特点是指，党代会前后实行促使经济繁荣的扩张政策，政治动员获得地方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和一致拥护，导致经济高涨。但是“经济过热”的代价是在党代会之后显现出来，这包括急剧上涨的通货膨胀，规模愈来愈大的基本建设等等。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结果经济衰退。上述非经济因素的政治冲击的周期性交替变化直接影响经济扩张和经济衰退，形成连续性的经济波动。在西方国家，商业周期是由无数厂商盲目性以及经济信息不确定性所致，中央政府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是在中国，当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一低之间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扩张一收缩的周期性变化。这正是中国经济波动的真实含义。中央政府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各地方政府则放大和加剧经济波动。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总是大起大落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领导人总是急于求成？建国四十多年来，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以及以什么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速胜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应当开“特别快车”；另一种是持久战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开快车，但是不能开“特别快车”。应当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为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对中国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影响最烈，纠正最难。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为三个“过高估计”。一是过高估计经济发展形势；二是过高提出经济发展目标和要求；三是过高估计处理困境与危机的能力。若细心观察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及其经济政策是反复变化的，很少有保持三年以上、构成明显的政策周期。这反映了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变化。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是指领导人强烈的“赶超”意识和“赶超”目标，即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无论哪一届领导人都意识到，落后意味着挨打，中国应当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充分表现了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感。第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赶超发达国家是为了充分体现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作为每一届新任领导人，在他的任职之内，必须充分表现他的政绩。这反映了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使领导人更容易犯急于求成的毛病。每当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就头脑发热，幻想经济出现奇迹，实行经济跃进。每一次发动的脱离国情、超过国力的经济跃进，又必然会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导致经济重大损失。这已是多次的深刻的历史教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对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缺乏深刻认识。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发展起点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等诸多因素限制，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的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不可能企望搞几次大跃进就能够迅速改变中国的经济落后面貌。中国经济发震必须坚持“持久战”。第二，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不足。经济史所揭示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渐变的长期历史过程。据统计，从1860年或1870年到1986年的一百多年间，日本人均GNP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3.5％；具次是瑞典，为2.5％；德国和加拿大分别为2.1％和2.0％；美国、法国、丹麦为1.9％；意大利为1.8％；英国为1.4％，即使是像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也用了一百多年以上的时间才建成了发达国家。同时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不出现内战内乱和经济起伏，以一个相对高的增长率持续性增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从1978—1990年期间，人均GNP平均增长率为5.3％，其增长速度相当高。但是有时我们还嫌慢，总以为提出高目标、高指标才能鼓舞雄心，激励壮志。速度愈快愈好，口号愈响愈好。只要一有时机，就以各种理由开起“特别快车”，使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由此而越出了轨道。第三，还习惯于采用革命党和革命战争的作法搞经济建设，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以及从运用革命战争理论“打天下”向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治天下”转变。现代经济发展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实践和系统工程。这一特点就决定了领导经济建设，不能单靠政治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一哄而上的作法；胆子再大，不等于随心所欲；思想再解放，不等于胡思乱想；步伐再大，不等于搞大跃进。应当承认的是，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何发展现代经济（而不是小农经济），现代经济规律（而不是战争规律）是什么，我们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有时盲目性多于自觉性，片面性多于全面性，主观性多于客观性。第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的严重缺陷，现行的决策体制缺乏对领导人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失误纠错机制。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而那些少数不同意见又很难为最高决策者所接受，因而在历史上曾一度出现过凡是不赞成“经济跃进”或“经济冒进”的主张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被封为“保守派”。在每一次经济调整时，领导人又都痛心疾首于急于求成的失误，决心再也不能白白交付高昂的学费了。由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中央政府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发展目标，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通常，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政府首先追求经济稳定目标，适当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以实现物价稳定；当物价稳定时，政府首先追求经济增长目标，采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加速经济增长。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变化和发展，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经济措施，在“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之间有所舍取，有所兼顾，有所平衡，有所替换。因此，“在增长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增长”，就成为政府指导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策略。为什么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呢？为什么中央政府应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呢？第一，经济不稳定，发展总是大起大落是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多年的核心问题之一。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减小，但是经济发展还是出现了四起三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使中国经济增长实绩大打折扣。第二，保持经济稳定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take－off）的关键。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从80年代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果中国要在长期而不是短期保持这一增长趋势，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就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的含义。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是由该国的生产函数决定的，即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以及技术进步）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非经济因素和非生产要素所决定的。经济稳定的含义就是使真实GNP增长率曲线尽可能接近增长趋势，或者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围绕增长趋努上下波动，既减少两者之间的绝对偏差，又减少其相对偏差（指经济波动系数）。因此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防止上下“栽跟头”尤为重要。第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水平，政府能够鼓励和动员国内储蓄，能够吸引和获得国外资金。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增加本国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信心，从而可以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或国内投资率。同时，还可以避免因高通货膨胀使全体居民受到损害，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受到最大的损害而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和社会动荡。第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经济改革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物价稳定，人心就稳定，提高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财政秤衡，财力充裕，改革措施才有条件出台。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是在“稳中求进”的。相反，高通货膨胀率，巨额财政赤字是导致藏革停滞或者改革方案流产的主要原因。第五，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至关重要。70年代末，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等于转移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巨国，且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变革时期，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各类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意识地或者有目的地减少经济不稳定因素，调整发展不平衡状态，反过来盲目地强化不稳定因素，加剧不平衡状态，这就等于自我削弱，不断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将再次成为各类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进而产生合法化危机，不仅毁掉政府本身，而且还会中断中国经济起飞的连续过程。经济稳定，才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使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及社会政治成本最小化；反之则反。因此，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保持经济稳定始终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总是不断变化的，缺乏一个正确的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作为一个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应当是什么呢？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多年之后，对此我们应当有哪些深刻的认识呢？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总结，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是今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持续，是针对追求总产值、经济过热、效率低下而言的，它是追求长期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全面的实质性的社会进步，保持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稳定，是针对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和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而言的，它是力求缓和经济波动，减小周期幅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协调，是针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结构不合理而言，它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适当增长速度和合理比例关系，促使各个部门之间的纵向关联和横向联系，加快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现代化 。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经济稳定，只有经济稳定，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一方针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符合经济学的经济稳定化（ec0n0micstabilizati0n）理论。经济稳定化是实现经济持续性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平滑增长，而是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者恶性通货膨胀。首先，经济稳定化意味着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减小经济波动系数，使真实产出增长率接近于增长趋势。诚然，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波动，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升或大幅度的下降。具次，经济稳定化目标是使经济增长避免陷入通货膨胀，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或者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化不仅是一项经济选择与决策目标，而且还是一项政治选择与决策目标，甚至后者比前者有时更为重要。作者发现，对某一时期而言，经济波动系数愈小，经济增长率均值就愈高，社会就愈稳定；反之则反。这表明经济稳定化并不等于低速增长，恰恰是为了保持持续性高速增长，其目的就是国家（指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宏观经济，避免经济大波动，政治大动乱，社会大动荡。在中国，经济稳定化目标及其政策是：稳定增长，稳定物价，稳定通货，平衡财政，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第一，稳定经济增长，保持一个合理范围的经济增长率。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yt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yn范围内上下波动（正负偏差为25％），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如果真实经济增长率yt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第二，稳定物价。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是经济稳定化的核心。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不是指物价上涨率为零增长，而是指控制在一个相对低的范围之内。当物价上涨率小于3％，我们认为经济稳定；当物们上涨率超过3％，我们认为经济开始不稳定；当物价上涨率超过6％，我们认为经济不稳定；当物价上涨率超过10％，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了高通货膨胀期，也进入经济极不稳定期，与此同时开始进入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稳定期。第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保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基本平衡，减小财政赤字是经济稳定化的重要内容。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比重的2％以下，就可以认为是基本平衡。第四，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稳定农业生产，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是经济稳定化的基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可以认为，粮食总产量、粮食价格、粮食库存量指标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参数。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制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制约性（即产业联系）。在中国，农业增长率与工业增长率合理的比例范围是1：2.0—2.5。超过这一比例，则认为农业增长速度过慢，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农业与工业增长比例失调。第五，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能。从国力规模看，国内投资主要来自国内储蓄，总储蓄率制约着总投资率，总储蓄额决定了总投资额。从投入产出比例看，投资增长率应答于或低于产出增长率，否则是高投入低产出，这样的产出增长率愈高，所付的投入成本则愈高。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避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特别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我们所关心的是使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冲击力在哪里，如何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和稳定。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一时的极不稳定的高速增长，而是持续的稳定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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