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第一部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①——摘录一个农场主的笔记在一八六八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大约一点钟的光景,有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了一身不整齐的破衣服,走上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楼梯。这个人吃力地啪哒啪哒拖着一双穿破了的胶皮套鞋,慢慢摇摆着他那肥大、粗笨的身子,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在一扇半开着的破旧的门前站住。他并不拉铃,只是大声喘了一口气,便闯进一间窄小、阴暗的穿堂里去了。“涅日达诺夫在家吗?”他提高他那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他不在。我在这儿,进来吧,”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也是相当粗的声音。“是马舒林娜吗?”新来的人再问道。“正是我。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皮敏·奥斯特罗杜莫夫,”这个人答道,便小心地脱下了胶皮套鞋,又把旧外套挂在钉子上,然后走进那间发出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这间屋子里天花板低,又不干净,墙壁漆成了深绿色,整个屋子就只有从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房里全部陈设只有这几样: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正当中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黑呢衫,正在抽纸烟。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握了她的手,也不说一句话,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作声,甚至没有互相望过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沉沉的屋子里一口一口地吐起青色的烟圈来。这两个抽烟的人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面貌一点儿也不像。在他们的并不端正的面貌(两个人都有粗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脸上还有一点儿麻子)上可以看到一种表示正直、坚定和勤劳的东西。“您看见了涅日达诺夫吗?”奥斯特罗杜莫夫末了问道。“看见了。他马上就回来。他拿了几本书上图书馆去了。”后记:代跋树基:现在继续谈有关《处女地》的事情。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兵败投降。四五年底我回到上海,眼前还摇晃着两个人的手,可是尧林三哥已经躺在病床上热度不退,托朋友介绍住进医院,也只活了一个星期。至于生死不明的友人圣泉①,仍然生死不明,我们一直等待他的归来,其实他早已遭日军毒手。我翻看从重庆带来的《处女地》,就不能不想到一个正直善良而有才华的朋友的遭遇,我践了约带着两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回上海,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朋友呢?两部书都由文生社印了出来。《处女地》来不及交给平明出版社重排,主要原因是书中译文不妥处很多,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的杂事又多了起来。但我也不能拿这个“借口”来拖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期下了改译《处女地》的决心。有时我到北京开会也把改译的本子带了去,准备抽空进行“工作”。然而我还是只能“抽空”,因此即使带来带去改得也很少。后来我两次去越南采访,回来又得赶写散文报道,自己对改译的工作完全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感觉到一阵狂风带着大片的乌云迎面吹来,我像罪人似的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揪进了“牛棚”,抄了家,进行游斗甚至电视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还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症,又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话,坚持要看到最后,我终于活了下来,不用说也终于看到“四人帮”受审。萧珊逝世后一年,我的“问题”得到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做翻译工作。这是“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决定的,第二次的处理则是推翻这个“结论”,不用说那是人民的决定了。第一次的决定是由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书记”当面念给我听的,他还讲了“不给工作,参加学习”。我就问:“可以搞点翻译吗?”他说:“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协学习小组会上宣布我参加学习时就多了这么一句:“搞翻译”。我再也不用为时间发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翻译“四旧”①了。我的书房仍旧给封闭着,我便利用那小屋的破书桌安心工作。说是安心,其实也是提心吊胆,工宣队老师傅的话不见得可信,谁能保证他明天不来把稿纸通通搜去?但是我也有一个打算,我的译文现在不会有人出版的,我在书本上改译,然后抄在稿纸上,还可以用复写纸抄写两份送给图书馆。总之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即使丽尼在“文革”后期终于因受尽折磨痛苦地死去,他译的书今天还在读者中间流传。一九七八年,《处女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手稿也送到图书馆了。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