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我每年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开设两门课，一门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另一门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而事实上在我的教学方案和教学实践中，它们从来都不是两个独立的系列，而是把它们看作一连贯和统一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置于西方精神、文化的大传统和西方社会变迁的大历史观之中来讨论的，遂有现在这样一部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学到当代美国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社会思想史的著作。它并不是上述两块内容的简单拼接，拼接的结果既阉割历史又断送思想，而这对思想史著作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它也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为之，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熊彼特的《经济分析》中，我们早已看到一种结合了广阔的历史眼光、深邃的哲学洞见及渊博的专业知识的通史规模的工作，他们的分析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希腊思想的源头直到其同时代的思潮学派，他们的工作做成了无可争辩的学科史典范，本书大大得益于他们的著作，及其他一些学科史著作（如萨基的社会学史、萨宾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哲学史、墨菲等人的心理学史著作等）。我的本科专业是历史，我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集中了一批国内优秀的历史学家，如白寿彝，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他们的培养造就了我对历史的敏感和自觉，而当时系里聘请邱汉生、林英等先生开设的“中国思想史”课也是我在大学所获最多的课程之一。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导师们给予我的训练激发和磨砺了我的哲学天性并最终确定了致力于思想史的学术方向。我的学术训练和知识背景决定了我努力以赴的目标是使思想史研究具有“思想的理趣和历史的韵律”，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有多少体现了这一要求我没有把握，但可以肯定地说离我主观上所欲达到的境界还差得很远，这使我十分地惶恐和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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