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研究和分析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建立后从1861至1910年五十年的税收和分配统计，主要取材于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中海关监督的六千件报销册（四柱清册）。从大量的统计数字中揭示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海关行政自主权后怎样控制中国的关税和财政，同时把满清统治者的“财政的魔术后台”（见列宁：《评国家预算》）很大一部分内幕暴露在群众面前，可以看到中国如何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和近代财政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了便于科研工作者利用这些统计资料和可能对这些统计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作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税制度和税收以及税收分配的种种项目作了精简扼要的叙述，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本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历年税收分配的综合统计，有统计表46个；第三部分为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各关历年税收分配的关别统计，有统计表72个。片断：下面对中国近代海关的税务司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海关税制、中国近代海关的税收以及中国近代海关的税收分配等四个问题加以叙述，这是为便于读者阅读和进一步利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统计资料而作的解说和分析。附注①《清史稿》卷125，食货志6，页3775；王之春著《通商始末记》卷2。②同上书卷125，食货志6，页3679、3680；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1，页76。壹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税务司制度是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行政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协定关税的特权的基础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掠夺。它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而是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的产物。它的建立，改变了中国海关的性质，使中国近代海关成为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通过《天津条约》迫使中国设立海关税务司制度，任用外国人为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从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海关行政。最初由英国领事推荐英人李泰国（HN.Lay）为总税务司。1861年设立总税务司署，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1863年李泰国因代清政府购买船炮时进行讹诈被去职，改由英人赫德（R·Hart）继任总税务司。赫德为人狡诈而又精练，深得清政府的信赖，任总税务司将近五十年之久。1865年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北京，从此赫德不仅操纵中国的海关行政，而且左右中国的财政和经济，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对这个外国“功臣”多次嘉奖，在他病死英国时还加赏太子太保衔。①从总税务司职权的规定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海关行政权的被掠夺。其职权是：“掌各海关征收课税之事”，②“综理全国关税行政与关员任免事项”。③1864年由赫德所拟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总办、帮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④总税务司署内正、副总税务司之下设税务司及副税务司，署内分设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各科正副主任以及机要科的帮办都由外国人担任。此外还有内债基金处、造册处、驻外办事处，各处主任以及帮办也都由外国人担任。各海关设正税务司一人，副税务司一至二人，其下有帮办、扦子手头目等，都由外国人担任。每设一关，都由总税务司派去税务司、帮办以及其他人员，各关税务司直接听命于总税务司。这样，中国海关就完全处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税务司制度成为清政府内部的、由外国人统领的一个独立的系统，其性质之严重由以下几点分析可以看出：（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任用外国人为中国政府的官吏，把有关财政经济命脉的海关行政权委之于外国人。总税务司名义上受中国总理衙门的统辖，实际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国主义者直接掌握了中国财政的部分主权。（二）全国各海关的征税事宜和财务行政统由各关税务司决定。据李鸿章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一个奏折中引江海关监督吴煦所称当时征税情况：“新关洋税系税务司费士来经手登簿，……关道虽总其成，不能丝毫搀越”。⑤总税务司和各关税务司既负责征税事宜，同时还负责监督中国海关对外赔款和外债的偿付。这样，海关监督的职权不啻已由税务司代庖，海关监督处于无权的地位，他只是根据税务司的报告编制每年每季的四柱清册向上奏报而已。税务司不仅掌握了海关征税权，同时也干预税收的分配，实际上两者都被外国人所控制了。（三）海关外籍重要职员如税务司、帮办、扦子手头目等都由总税务司任免，职务等级、薪金待遇以及职工福利都由总税务司决定，海关的人事制度已另成系统。外籍人员除据有重要的职位外，还享受非常优厚和特殊的待遇。总税务司的年薪在李泰国任内最初为12，000两，后来增加一倍，每月还加给3，000两津贴。⑥以后赫德的月薪高达1，000镑，在1901年约合银6，700两，一年即达80，400两，这远远超过了亲王俸禄。亲王的俸禄是清代宗室职官中最高的，每年也仅三四万两。⑦其他外籍海关人员的待遇之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样便在中国国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洋人高薪阶层。（四）海关税务司直接受总税务司的指示，除定期作各种报告外，还要调查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财政、社会以及生产等各方面的情况，随时向总税务司报告。⑧这样，税务司制度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因而总税务司对中国的财政经济以及内政外交诸方面的情况瞭若指掌。总税务司还直接插手和干预中国的内政外交事务，在中法战争、中英关于缅甸和西藏问题的交涉以及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无论是办理交涉和议和、制定赔款或借外债以及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他总是以中国政府的谋士或代表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对中国进行愚弄和威胁，千方百计为帝国主义者争得好处。从海关税务司制度建立到清王朝被推翻的五十年中，中国海关税制的变化、税收的增减以及税收分配的情况，最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如何从封建的逐步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本书对这五十年的海关税收和分配进行统计和分析，希望能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国财政经济的有所裨益。当然，辛亥革命以后税务司制度仍然存在很长的时间，中国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并没有改变，但不属本书范围，所以不加论述了。后记：本书得以写成，与各方面的师友和同志的支持、鼓励是分不开的，我在自序中衷心地表述了对他们的谢意。现在本书即将问世了，在此我对中华书局的同志为完成本书的出版，克服种种困难，付出艰辛的劳动，同样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对他们维护和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出版政策，深表钦佩。此外，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对我的长兄汤兆龙先生（1896－1983）的深切怀念。他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明德大学，是一生从事会计工作的专家，先后在哈尔滨戌通航业公司和东北航务局任会计课长和业务课长十六年，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副稽核长十一年，台湾省台北中国盐业公司办事处主任三十余年。他培养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一生从事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的研究工作稍有成绩，不能不饮水思源。更令我怀念的，他是一个坚强的爱国主义者，1934年在哈尔滨工作时支持地下进步人士反对伪满政权，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八个月，受苦刑十六次，毫不动摇，最后经航务局群众营救出狱，然后回到关内工作。1983年殁于台北，从此永别。谨此以表纪念。最后，关于我自己的工作也向读者表述几句。我已八十一岁，余下的时间不多了，计划在八十五岁以前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史》写出来。在史料的收集方面已有相当基础，决定一步步地向这个目标前进，希望有共同志趣的同志给予指导和协作。著者一九九0年五月七日本书前言这本书终于写成交卷了。从1930年二十一岁开始收集资料到今年七十六岁脱稿，经历了整整五十五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经历了八年抗战，我的研究工作不得不长期停顿。解放后，在机关和高等学校从事行政工作十七年，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没有时间重理旧业。及至十年动乱，更谈不上搞研究工作了。所以我实际从事本书的研究工作是1930至1942的十二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今天的六年，总共十八年。十八年时间作为一个人写一本书来说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很不巧，从1972年11月起因患癌症动手术到1980年12月最后一次住医院，先后五次住医院，四次动手术，这不知又误了多少时间，耗了多少精力。到今天终于能战胜病魔，把这本书写成了。在跨度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能完成这本书，这和许多师友及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表示谢意。首先，我要感谢的是陶孟和教授。陶孟和教授是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家中的老一辈。当1930年秋我到社会调查所开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时，他是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他有远见地支持我的工作，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是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大力发展，特别支持我发掘清政府档案中财政经济史料的工作，认为这种工作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工作中的“开金矿”。从1930年10月到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芦沟桥的七年中，他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积极支持这项工作，使我们一股劲地能抄到清政府档案中财经资料十二万件，并另外收集有关专业书籍一千多种，为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积累了很大一笔财富。在1932年成立近代经济史研究组，集中研究人员六七人从事专题研究，每年有多篇研究成果产生，从而由陶孟和教授和我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版最早的一种学术刊物。当时我选定《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得到陶孟和教授的支持和鼓舞的。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拖到今天才完成，饮水思源，不能不对陶孟和教授当初的正确领导和对我个人的支持永远铭记在心。第二，我这本书主要取材于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从1861至1910年五十年中的报销册（四柱清册）共六千件，相当于我先后经手收集的全部档案资料的百分之五。我曾大胆地采用统计方法把档案中一些有定期的、系统的、计量的政府报告和报销册进行摘录，制成统计表格。在收集海关税收资料时，我就是用印好的统计表格把海关监督每年每季的报销册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数字摘录下来，编成系统的统计资料。这项工作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劳动，先后花了四年，摘录和校对的人都经过一定的训练。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有高易滋、董宜之、李煦和史久庚四位先生。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抄录第一手资料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物质基础，应当衷心致谢。第三，我不能忘记的是在我们抄录档案的岁月里，故宫文献馆负责保管和整理档案的单士元、单士魁等同志，他们不辞辛劳地把我们需要的资料每天从大量成捆的档案中按年、月、日一件一件地提取出来，在我们抄完后又一件一件地归档，每天多到一百件。从1930年10月到1937年7月，七年如一日。他们都是国内第一流的档案专家。对他们五十多年前的积极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第四，在各海关的数字编成系统的统计资料后，要求进一步把最主要的新收（税收）和开除（分配）两项编制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的关别统计和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的综合统计。从1935到1936一年中得到有丰富经验的统计员陈进和刘人鉴两位先生的大力协助，根据我拟定的分类办法把各关税收和分配的各项数字按性质分层依次归纳编成表格，工作量是很大的，有时还有前面提到的高、董、李、史四位一同工作，这是整理海关统计资料工作过程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不是陈、刘二位精心劳动，把大量的资料进一步加工，本书就不可能有两套比较完整而精确的统计表，应当特别感谢他们。这一统计工作完成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从1937年7月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时，我的这一研究工作中断了。第五，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工作所在的四川财经学院恢复教学，一些老友鼓励我继续完成搁置了三十六年的本书的研究工作，从而不再担负任何行政工作。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是经过三番五次的思想斗争的。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个是自1972年我得了癌症，到19.78年已经四次住医院，三次动手术，有人问我能否坚持研究？这个问题无论是医院或学院的领导都无法为我作出保证，关键是要看自己的健康情况和斗争意志。二是多年前整理的统计资料和资料卡片在十年动乱中几次抄家时被掠走一部分，可笑的是抄家的人诬蔑我里通外国，否则海关资料不会落到我的手中来。还有我自己的专业书籍一千六百余本，在动乱中也损失了。所幸还有一万多张资料卡片和千多张统计资料保存下来，基本上仍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可是1980年冬病情再度出现险象，第五次住进医院。在医院、学院领导和家属三方协议下，作了第四次手术。很幸运，经过这次严重的考验，最后不是癌制服了我，而是我战胜了癌。资料的难题是1978和1982年两次亲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补抄我半个世纪前经手收集的海关资料，先后几个月，经过一再核对，终于把资料的难题解决了。在这两个难题面前，我没有畏缩和退却，这和几个老友给我的精神鼓舞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严中平两同志，近代史研究所罗尔纲同志和江西大学谷雯光同志都是和我相交半个世纪以上学术上的同志，罗、巫、谷今天都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仍在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是我学习的榜样，使我这七十六岁的人工作毅力倍增。严中平同志和我既同庚又同行，他希望我在财政史方面能补他全面研究经济史的不足，把所抄录的清政府财政经济档案全部整理出来，可惜客观条件不足，使我们的设想一时难于实现。这里要特别感谢罗尔纲同志，在我们半个世纪的总角之交中，先后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过很多资料；最近提供的清政府动用海军经费移作修建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以及重庆海关拨解靖西关经费的有关资料，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这种学术上的高风格是多么值得钦佩和感谢！第六，在本书初稿完成时，我将本书第一部分绪论送请研究中国海关史的专家武汉大学彭雨新教授和厦门大学陈诗启教授审阅，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特别在写作方面，彭雨新教授建议绪论中有一部分要精简一些，这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刘德麟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遵照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我还记得1978年恢复研究工作不久，刘德麟同志对我的统计表格形式提过正确的意见。在此我对三位的教正谨致谢意。第七，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统计资料，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共有统计表118个，关于表格的形式、指标的安排和一些表格中的补差问题都是有关技术问题。特别是海关监督报销的时限是按公历上年十月一日起至本年九月底为一年度，而税务司的税收报告是按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为一年度。海关监督报销册的计量单位为户部统一的库平两，而税务司的计量单位为海关两，一海关两合1.0164库平两。我们编制统计表时当然根据清户部规定的时限和计量单位。但有的海关监督报告有缺，对所缺的资料不能不利用税务司报告的资料加以换算补充。〔注〕因此，特请四川财经学院统计系涂德服副教授和吴梅村副教授从统计方法和计算方面对本书的统计工作作了一次检查和修正，减少作者的错误，在此表示感谢。第八，本书无论是统计表格或文字的绪论部分，在定稿后都付诸打印，这也是一项工作量大的需要细心的工作。四川财经学院的打字能手柯世容同志为打印书中第二、三部分的118个统计表就花去整整十一个月，其他部分先后也花了两个月。她工作负责，这本书能顺利脱稿和她的劳动是分不开的，应当致以谢意。最后，我要为我的得力助手刘新渼同志说几句。她从1939年大学毕业后到现在的四十六年里，在我从事本书研究工作中，无论是收集资料、编制统计表格，或是写作和校对，她都参加了劳动，特别是在繁复的计算和制表工作以及后期的写作工作中，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在十年动乱以后，她坚决主张我继续完成这本书的工作。两年前，她和我一样得了癌症，到今天也一直在坚持工作。如果没有她的协助，这本书要写成根本是不可能的。以上说明这本书的完成是几经坎坷，几经曲折，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所取得的成果对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和近代财政史的研究也许有一得之见，但从整理并利用整个清代政府档案和修建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厦”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尝试性的开头，只不过是增添了一砖一瓦。书中不足的地方，希望读者给予指正。汤象龙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于成都四川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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