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7年春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5月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担任行政工作。到所不久，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就发现我说的家乡话（山东莒县话）很有意思。他对我说，“你的方言很有特色，可以记一记”。后来又不时的向我问这问那，如问劁了的公猪怎么说，我说叫豕宗猪。又问起诗词的“诗”，弓矢的“矢”，老师的“师”，你们不读声母吧？“知识”两字的声母分别是和吧？从这些字音可见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字分化成和两套是有规律可循的。从我到语言所工作起的二十多年，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何况党政工作人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有一次说：“我们是做服务工作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因此，我心安理得地在语言研究所服务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982年7月离休。丁先生希望我记录自己家乡话的事儿，一点也没有做。离休以后，深居简出，力排干扰，试着记录莒县方言，以偿夙愿。方言研究室的专业人员，和我长期共事，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朋友。我充分运用了这一条件，不会就向他们请教，边干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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