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解释学

　　第四节近代民法学的形成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生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彻底分离。即以“家”为原形的各种各样的自立权力构成的传统政治社会解体，集中了一切政治要素的国家与作为纯粹经济社会的市民社会彻底分离。当然，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关于国家权力的“公”的观念，就已经开始与无关国家权力的“私”的领域相分离。但当时所谓“私”的领域，暂时仍然包含有政治的要素。与公权力无关系的“私人”，享有“私权”。该“私权”不限于纯粹经济关系所生的权利，政治的权利也包含在内。换言之，尚水与前国家的良的旧权利或既得权切断关系。但在法兰西革命之后。在德意志也进行了一般的农民解放，破坏了既得权体系。特别是，在帝室裁判所和帝国宫廷法院因帝国的瓦解而消灭后，此前对于权利受侵害的一切场合均给予法律保护的裁判所的权限逐渐缩小，最终只对“市民相互间私的经济关系”提供法律保护。例如，在普鲁士，依1842年5月11日的法律，完全否定裁判所关于行政处分合法性的审查权，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于是，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之手，另一方面则市民社会从政治获得解放，成为纯粹的经济社会。二、历史法学萨维尼（Friedrichcarlvonsavigny1779—1861）于1814年发表《论立法及法律学的现代使命》一文，反对蒂鲍特（AntonFriedfichJustusThibaut1772—1840）关于依自然法理念编纂全德统一市民法典的提案，并于同年与爱因希霍恩（KarlFfiedrichEichhoml781—1854）共同创办《历史法学杂志》，成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立者。与自然法论者的主张相反，萨维尼认为，法不是可以依照立法者的意思任意创制的东西，恰似语言和习俗，是依民族的确信而发展、成长起来的，是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发达基础上由作为民族法文化代表者的法律家发展起来的。由于法律的制定将阻碍有机的法发展，除必要或不得已，应极力避免。当然，萨维尼也认为，于有机的法发展达到顶点之时，可以编纂法典，但现时对法的素材的体系的、历史的研究尚不充分，且适合法典编纂的理论准备不足，因此，不能说法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成熟。萨维尼认为只有依有机的发达的法律学所形成的法，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才不是恣意的，才可能以真正适当的形式实现法统一。这种情形，萨维尼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罗马法研究及日耳曼法研究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才和日耳曼法研究者爱因希霍恩共同创办了《历史法学杂志》。但萨维尼实际上同胡古一样，只研究古代罗马法。在此之前，18世纪的历史主义，反对将罗马法的东西与德意志的东西混合的实定秩序固定化，要求在强调德意志的国制独立性的基础上，解明罗马法的本来面目。帝国的瓦解及个别国家进行的改革，造成身份制旧秩序的崩溃，从而，古代罗马法中作为市民社会的法（私法）的范型的积极意义得以发现。如果说历史主义尽管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但与主张法的不变性的自然法论不同，乃注目于法的相对性、可变性的正当化，则萨维尼通过罗马法的体系构筑以变革实定秩序的目标，与其历史主义的立场并不矛盾。…………

　　梁慧星，男，1944年1月生，四川省青神县人。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主任，民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术：《合同法》（合著）；《经济法的理论问题》（合著）；《中国民法经济诸问题》；《民法学说例与立法研究》；《民商法论丛》（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