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艺理论史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具有“净化”作用，通过形成习惯，培养伦理德性。何为伦理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即指品质，就是人们对于行为和感受所持有的态度。过于强烈或过于软弱都是“坏态度”，只有适中才是“好态度”。所谓适中，就是“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在行为和感受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例如，过度自信就变成鲁莽，自信不足则显得怯懦，两者之间才是勇敢。又如，对每件事情都脸红就成了羞涩．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则沦为无耻，两者之间才是谦逊。总之，“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④可见，亚里士多德心目中伦理德性的精髓，就是“中庸之道”。如何养成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凡是自然如此的东西，都不能用习惯改变它。所以，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这就是说，伦理德性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实践，不断体验，逐渐养习惯，逐渐达到完善。因此，“立法者们通过习惯造成善良的公民”。而文艺的功用之一就是“净化”人的情绪，使它既不过分强，也不过分弱，而是要保持适度。经过多次文艺实践，在作品反复的激发和疏导下，这种适度的情绪就变成了良好的习惯。于是，在日后的行为和感受中，这种良好的习惯就表现为善良的伦理德性。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能够提供“精神享受”，即“快乐”或“。决感”，使人在紧张劳动后得到安静和休息。文艺模仿是一种求知活动，快感源于这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四章中说：“人对于模拟的作品总感到愉快。……其理由是：求知不仅对于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于一般人亦然，虽则一般人享受求知之乐较浅。我们所以乐于观赏画像，是因为我们一边看画，一边在求知，在推断每一画像为何物，譬如说，‘这是某某，；因为设使偶或不曾见过原人，那就不是所模拟的像引起快感，而是由于画法或颜色或其他类似的原因。”6由此可见，文艺模仿这种求知活动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既有内容方面的原因，也有形式方面的原因。就内容来讲，它源于作品的真实性。惟妙惟自的形象，因其“逼真”，能使人感到求知欲的满足，产生一种审美快感。就形式而言，它源于作品的表现力。尽善尽美的技法，因其“巧妙”，能使人得到形式美的认识，获得一种艺术享受。文艺作品有一种净化作用，快感源于这种作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说：“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由此可见，文艺作品的净化作用能使人的情绪保持适度，这不但能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而且能产生轻松舒畅的快感。所以，“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综上所述，审美快感来源于求知活动和净化作用，伴随着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形成的全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现实活动，快乐就不得以生成，惟有快乐才能使一切现实活动变得完美。”而完美的现实活动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所以，“幸福应伴随着快乐”，两者是紧密相联、不能分开的。即使单就提供快感这种精神享受本身而言，也是文艺的重要功用之一。娱乐消遣与幸福至善也是相通不悖的。亚里士多德曾说：“消遣是为着休息，休息当然是愉快的，因为它可以消除劳苦工作所产生的困倦。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在文艺功用论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注重社会效用的观点。差别在于：柏拉图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维持奴隶主贵族派的政治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是否有助于促进城邦公民的德性完善，实现其“共和政治”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贬斥审美快感的看法。柏拉图把快感统统看作“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认为“逢迎快感”就是“摧残理性”。在《法律篇》中，他甚至说：“多数人都说，音乐的好处在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快感。这话是亵渎神圣的，不可容忍的”；而亚里士多德却把审美快感与“幸福”这种有益于城邦的最大效用，与“至善”这种人生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彻底地为审美快感正了名，翻了案。四悲剧创作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虽然也谈到了史诗和喜剧，但他着重讨论的还是悲剧。他在第六章中提出了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它使用美化的语言，分用各种藻饰于剧中各部，它以行为的人来表演而不作叙事，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这个定义从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规定了悲剧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突出地论述了悲剧的情节、人物和功用。关于悲剧情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一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悲剧必须具备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措词、才智、情景、歌曲。在这些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情节，即剧情的安排。因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拟某种性格，而在于模拟某一行为，通过行为表现性格。“无行为则不成为悲剧，无性格却不失为悲剧”，所以“情节乃是悲剧目的之所在，此目的重于一切。”此外，悲剧所赖以惊心动魄的主要因素——“逆转”和“认识”，也都是情节的成分。“因此，情节居于首要地位，仿佛是悲剧的灵魂，其次是性格。”可见，亚里士多德主张，戏剧应该以情节为中心，不能以性格为中心。亚里士多德要求，戏剧情节应该统一、完整和长度适当。“悲剧是对一件圆满、完整、又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首先，情节必须统一。“正如在别种模拟的艺术，作一次模拟只能有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为的模拟，它就必须模拟一件完整的行为，其中的事迹必须安排得如此严紧，若有一部分改动或删削，即将破坏全体。”也就是说，戏剧情节只限模拟“一件行为”，所有事迹都要围绕这一行为，事迹之间应有或然或必然的联系，每个事迹都是整体中的有机成分。其次，情节必须完整。“所谓完整，指有始，有中，有末。所谓始，指事之不一定继他事之后而起，但他事则继其后自然发生。所谓末，指事之必然或者多半继他事之后自然发生，但再无他事继其后。所谓中，指事之承前启后而言。”也就是说，剧情安排必须体现事件内在的有机联系，必须反映行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决不能随便起讫，而务求井然有序。再次，情节须有适当长度。极小之物，观察时间太短，则印象模糊；极大之物，观察时间太长，则印象零碎。戏剧情节也是如此，既要有相当规模，又应该便于记忆。“规模之大小，只要能容许剧情相继发展，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从否运转入泰运，或从泰运转入否运，就是适当的长度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至于如何结合，他又指出，“美有赖于规模与秩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情节整一律”，不只是着眼于戏剧的形式美，它既是对作品形式的要求，也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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