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一O九卷,明陈邦瞻撰。它是继《通鑑纪事本末》以后,用纪事本末的體裁,记述宋代(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三百余年历史的书。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萬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進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在他之前,有山东临朐人冯琦(《明史》卷二一六有传),曾起草编写此书;另外,南京的侍御史沈越,也用同樣的體裁编录宋代的史事,取名《事纪》。这两部书都未完稿。后来就由冯琦的弟子监察御史刘曰梧、应天府丞徐申创议,请陈邦瞻将冯、沈二书加以增订,合为一编,於萬历二十二年(公元一六O四)着手编撰,大约历一年左右的时间,全书完成。清朝编的《四库总目提要》,说这部书“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漏略了沈越的《事纪》,是不够确切的。关於此书的编撰情况,可以参看我们这次点校本后而所附的几篇序跋。这部书,记述了宋代历史的大概轮廓,和宋代社会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於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元朝修的《宋史》,有近五百卷之多,份量很大,而且内容芜杂。其他几部有关南北宋历史的书,如王你的《东都事略》,李焘的《續资治通鑑 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击年要录》等,卷帙也相当大,记述的也非宋代全史。这部《宋史纪事本末》,以较少的篇幅,按历史事件把大量的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和集中,确实表现出纪事本末體的那种前后始末,一觉了然的特色。书中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广泛,除政治事件外,如治河、茶鹽、学术思想等都有专题叙述,还记载了金和蒙古早期的历史情况。有关农民起義及统治阶级議论朝政的章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我们研究和了解宋代社会阶级矛盾的缐索。这些,对於我们今天運用马克思列宁主義、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分析宋代的历史,是有所帮助的。关於《宋史纪事本末》的刻本流传情况,據现在所知,大致是这样的:此书撰成以后,即由刘曰梧、徐申校订刊行,分二十八卷,刻於万历三十三年(公元一六O五)。这个本子,可以称之为原刻本。在这以后,又由徐申动议,请陈邦瞻續编元代部分,约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写成《元史纪事本末》初稿,並由臧懋循(字晋叔)参加订補,分为六卷。萬历三十五年,监察御史黄吉士巡抚淮南,就将陈氏的宋、元二书与袁枢《通鑑纪事本末》合刻,並将《宋史纪事本末》略加合併,改为十卷,《元史纪事本末》改为四卷。另外,明朝崇禎年间,江苏太仓人张溥,就《通鑑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並取陈氏二书逐目加以论正,附於各篇之后,改成以篇为卷。这樣,从明末以后,《宋史纪事本末》就有二十八卷本、十卷本、一O九卷本三种(《四库总目提要》把二十八卷误为二十六卷,后来有些目录书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实际上文津阁和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与提要都作二十八卷)。清初以后,二十八卷本与十卷本传本较稀。张溥的史论在清朝前期虽列为禁书,但颇有影响,而且一O九卷本以篇为卷,是一个重要優点,因此流传较广,后来好些本子就是據一O九卷本刊刻的,如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张闻升重刻本,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江西书局刻本,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广州广雅书局重刻江西书局本,等等,大约有十余种。江西书局本係據张闻升的本子重刻,並取《續纲目》等书校勘过,对原书的一些错误有所刊正,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我们这次整理校点,就是以江西书局本为底本,用萬历三十三年原刻本和《宋元通鑑》(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續通鑑纲目》(明成化十二年内府刊本)互校,同时参考张溥、张闻升等刻本,以及《宋史》、《金史》、《元史》、《东都事略》、《宋史全文》、《宋会要辑稿》、《續资治通鑑长编》等书。江西书局本对过去刊本的一些错误有所改正,但未注明依據,有时还有误改之处,我们这次就参考有关各书,择善而从,加以订正。凡補正删改的,都注明依據,写成校记,用括号小字排在各句之后。文内圆括号()表示应删之文,方括号[]表示应補之文。常用的书名有较长者,採用略称,如薛应旂《宋元通鑑》称为《薛鑑》,等。引用各书都注明卷数,编年体史书年代与本书相同的,就从略,遇有不同的则仍加注明。我们还在分段的起始年代下附加干支纪年和公元,以便於阅读。本书校点整理工作由河北师範学院(前河北北京师範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组擔任。书中错误或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出。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