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唐荘宗时禁旅王庆乞叙功赏，曰：侍从济河日，臣系第一队；入汴，又属前锋，乞迁补。荘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纳。李嗣源亦言其劳，荘宗曰：知庆薄有功，但每见庆则愤然，安得更有赐与之意？因举唐太宗诗曰：‘待余心肯日，是妆运通时。’夫主天下生灵赏罚之柄，而所言若此，则进退诚有命也。后记：校点后纪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严重分裂的时代。政治混乱，民生凋敝，文化也处在备受摧残的衰落状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说：‘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始终不完，而杂以讹谬。’因而也就认为不必如新唐书的体例撰立文苑传、儒林传了。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宋明的论者照例持鄙薄轻忽的態度，直到清代，考证、辑佚、補撰前史的风气大行，情況才有所改变，承認那个时期的文学也须要重视，资料也应该收辑。五代诗话的创始编辑者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和学者王士禛。行世的刻本则有两种：一是郑方坤根据王氏辑稿的抄本，重加增删订正的十卷本；一是署‘渔洋先生手辑’，黄叔琳校订、宋弼编次的十二卷本。二书刊刻时间相近，大约在乾隆十五年（一七五○年）前后。郑本增補的条目多达一倍以上，较之王氏原辑的；寥寥未能成书’，确可说‘斐然改观’了。至于十二卷本，四库总目提要‘弼所续入，务求其博’的说法，似属臆测之词，并无根据。原辑稿本为六百四十二条，今传世刻本只有六百三十二条，黄自称‘芟其重复’，宋但云‘因其原帙，略加编次’，可见他们并没有作任何增益，只作了有小小删削的编次。资料较为丰富，是郑本五代诗话一个公认的优胜处。但，郑氏毕竟是在游宦旅居的条件下匆遽抄撮成书的，援引虽标出处，而专著杂纂，同书异名，原书存佚，漫然无别；资料的先后本末，舛误乖谬，皆不遑订辨。甚而一书一节，割为另条；王辑己是，改标后人杂纂之书，转以为‘补’，不无贪列书目、条目，以競胜前人的矜心客气。有些诗话中较重要的书籍，郑氏限于条件反未能见到，如魏庆之诗人玉屑、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诗薮等，书中一无援引。抄撮彙纂以成书，删省点竄原文，取便己事，实古人之常，王氏、郑氏亦自不免，这在有意无意中也会带来某些差讹。总的说，这是一部可供参览以资检索的资料书，却不宜直接用为学术研究上的确切据依。我们此番校点整理，採用的是郑方坤删补订正的十卷本，以粤雅堂丛书本为底本，与乾隆原刻杞菊轩本对校；书中王辑原收条目，又校以养素堂刻十二卷本。如尚有疑义，则检核所引原书。为避繁琐，基本上不作校记。凡属录写传刻上鲁鱼帝虎性质的错字，和小小衍脱，径加改正。一般文字上的繁简出入，义俱可通者，即不予更动，既以存本书原貌，亦因说部诸书板本繁杂，不敢自必所核即辑者所引。间有明显违失，而牵涉较大，不宜擅改者，则就管窥所及，在条下加案，略作说明，藉以引起注意。旧时刻本例避帝王名讳，凡因避讳改字而有失文义、有乖史实者，酌加改正。如‘玄酒’、‘玄菟’、‘唐玄宗’、‘又玄集’、‘超超玄箸’等之‘玄’字，‘李弘冀’、‘钱弘僔’、‘弘治’等之‘弘’字，‘大历’、‘庆历’等之‘历’字，原刻本是分别讳作‘元’、‘宏’、‘历’的。又如‘雍丘’、‘营丘’、‘宋齐丘’等之‘丘’字，原刻尊清代功令避孔子名讳作‘邱’字。为方便读者参考，原底本旧有之序、跋、例言，概予保留，并收入了杞菊轩原刻本上的‘五代诗话引用书目’。此外，又将四库书目的两书提要、东越文苑传郑方坤传和王辑十二卷本的题跋，收为附录，置于书末。附录里还收有王如金校五代诗话八卷本的一篇序。这个本子我原先不曾知道，承责编降云同志举告。序中可以看出，此本刻于嘉庆五年（一八○○年），所据底本则是雍乾间王士禛辑稿的另一个传抄本。刻者似不知世已前有黄叔琳校刻本，二者相较，条目略同，编次有异，内容确實‘舛讹犹多’，有些且是校者所致。如‘江南江北旧家鄉’七律，马令南唐书作李后主诗，江表志作吴讓皇诗，原辑照例兼收，黄本按云‘当是李后主诗’，甚是；此本则删去马书条，只于吴讓皇下存江表志条，加按云‘南唐书作李后主诗’，可谓监裁失当，措施乖方。虽然如此，录此一序，亦可藉知五代诗话黄、郑二本之外，尚有别一版本在。本书处置不当、校点失误的地方，还请读者不吝指正。校点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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