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在观光护照开放以前，能顺利取得出境许可的，只有商人。许多人因此千方百计，由经商的朋友那里弄张聘函，把身份证职业栏改个“商”字，以便出国。当时这种由传统轻商，一下子变为商界先有特权的现象，曾使文化界人士大吃一惊，甚至觉得是一种耻辱。但情势已是如此发展，你不能否认是商业界打了先锋，奠下了小康的基础，逐渐厚殖了财富，如今大家才都可以有钱出外观光。而且国人在外购物手面之大，已经使外人对我们“刮目相看”，莫不承认“黄面孔的观光客是肯花钱的大主顾”。谁也不能否认自己在商人的领导之下，沾光受惠这一铁的事实。文化界人士纷纷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商，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轻利观念的一大突破。“轻利”，是儒家与道家数千年来所辛苦建立的一道维护品德的堤防。问题是，这道堤防，会不会由于观念的突破，而有了溃决之虞？如果这道堤防就此溃决了，有没有害处？我不是卫道者，并不希望大家抱残守缺，不图更新。我只是觉得，这世界上，如果大家都言利，而你一个人不言利；世界各国都言利，而你一国不言利，无疑的，会成为被剥夺者而无法立足。但如果人人言利，社会上充满着“孳孳为利”的“庶之徒”，大家都“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食”，恐怕也非社会之福。看看如今青少年抢夺之风，社会上为获利不择手段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犯罪，以及严重的色情泛滥，仿佛看见那由堤防缺口涌进来的滚滚浊流，令人心慌不已。要想及早堵塞这缺口，或疏导这浊流，有没有适当的方法呢？西方的聪明人很多，可惜我未曾遍读西方哲人的大作。只得就我一个中国人所知的想来想去，竟然还是回到了“孔子适卫”。《论语·子路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看到卫国的人口够多了，冉有问孔子：“人口多了，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应该使人民生活富裕。”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当人民生活富裕了以后，还该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是：“教之”原来儒家教训里的“不言利”，不但并非不想致富，而更认为为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使老百姓生活富裕，但是，紧接着在“既富矣”之后，就得“教之”了“教之”，教什么呢？教“义利之辨”吧！用“义”来平衡“利”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们知道在什么情形之下要“见利思义”，就不致有像美国航空管制人员罔顾国家利益与大众安危而悍然罢工的事件发生了。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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