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开始，我着手撰写《企业与公司法学》这部教材，经五年才得完成。这是我人生中最感欣慰的事项之一。 1987年以来，我有幸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主讲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的课程，历十年而未致他谋。这一期间，正值我国企业改革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推进，为反映这一现实的运作，课程的内容也不断变化，加之我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若干企业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以及以律师身份参与处理了逾30件涉及企业制度的案件，讲课内容逐步丰富，听课对象也渐次由本科学生扩大到研究生、中国高级法官培训班学员、香港树仁学院中国法课程班学员。这些年来，也曾为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党校及银行、大型企业、香港最高法院、香港联交所举办过多个专题的讲座。 科研是教学效果的必要保障，大学的教育尤其如此。十多年来，我结合我国企业改革每一阶段面临的相关问题撰写了近三十篇论文，主编完成了三本书，与其他专家合著了两本书，但我竞未能较早撰写出内容系统的一本教材。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企业制度的确处在较大的变革之中，教材的内容构成体系难以确定，有些章节写完就改，最后却被废掉。此外，人生已至不惑之年，写字撰文，刻意求真求佳，也是拖延的原因之一。 我要感谢北大出版社的张晓秦同志，他不仅对本书的出版给以诚挚的帮助，并对我拖延交稿时间一年多而予以谅解；我要感谢所有听过我课程的各类、各地的学员、学生，他们求知的欲望和聪颖的智慧已经注入本书；我要感谢北大法律系的杨紫垣教授、刘瑞复教授、魏振瀛教授、吴志攀教授、贾俊玲教授、盛杰民教授、丛培国副教授、徐燕副教授，人民大学的刘文华教授，中央党校的周升涛教授，社科院法学所的王保树教授、崔勤之教授，北京大学的张秀明博士，国家工商局的欧阳青处长等，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们对某些疑难问题提供了最合理的意见，以使本书臻于完善，同时也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李惠津，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琐事及教育孩子的责任，使我尽全力专心写作。 我深深地热爱教学的工作岗位，也热爱北大，为之奉献生命是我之所愿。在本书出版之际，写下以上的语句，以抒心中的感受。至于本书的见解、观点，若有疏漏谬误之处，谨望读者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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