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研究

　　从总体上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属于地主阶级思想理论的范畴，是与地主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战国时代，封建制正处于上升的、初创的阶段，地主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作为剥削阶级，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伴随着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随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这个矛盾会不断地加深激化，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孟子的时代，各诸侯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正在向着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迈进。法家主张用耕战的办法走完这段路程，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办法。但法家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却主张严刑峻法，反对争取民心的做法。商鞅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君书·开塞》）“威”当读作“畏”，“民威”即“民畏”。这段话的中心是说，要用刑罚统治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让人民畏惧严刑峻法，才不会产生奸邪。如果让人民快乐，他们就会荒淫，荒淫就会产生懒惰。稍后于孟子的另一位法家人士韩非也说：“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又说：“今不知治者必曰：‘欲得民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韩非子·显学》）认为用争取民心来巩固政权的方法是靠不住的。只有“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弒臣》）因而崇尚君主专制、强权暴力。这两位颇有影响的法家人士的主张，虽然能收效于一时，但很快会激化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秦始皇靠了这个办法统一了天下，旋即又被人民起义推翻，就是一个明证。而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日益加深的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上，主张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用仁政的办法实现封建制的统一。从当时的情势看，盂子提山的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他过分强调了并非当务之急的阶级矛盾，没认识到阶级的矛盾、人民的疾苦、上地的兼并、连年的战争与建立封建一统王朝的必然联系没有深入地考察社会、分析形势，仪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等这一切构成社会危机的东西都真是由于统治者“仁”的不够，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这套方案没有摸准时代的脉搏，因而被各国统治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孟子所强调的阶级矛盾的确是不可抹杀、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如果不能及时地、妥善地解决，势必会爆发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动摇封建王朝的统治。做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孟子为此殚精竭虑，提出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说孟子是一位头脑较为清醒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还闪烁着不少民主性的精华，表现了不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首先，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人民希望得到土地，希望过上安定而温饱的生活。希望减轻沉重的赋税，希望避免战乱的侵扰，然而他们却无处诉说。孟子此时挺身而出，为他们疾呼呐喊，以激烈的言辞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痛斥封建统治者的暴虐无道，尽管主观上是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在客观上可以说起到了人民代言人的作用，应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另外，孟子之前的民本思想都是一些笼统的、零散的片断，缺乏精密系统的论述。孟子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把民本思想发展成较为完整的系统思想。尤其是“民贵君轻论”，更是前所未有的光辉命题。是孟子对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卓越贡献。“民贵君轻论”对我国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中汲取了必要的营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又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固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从中不难看出孟子民本思想影响的痕迹。近代思想家严复在阐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说：“孟子日：民为重，社稷次，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辟韩》）并由此生发开去，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维新志士谭嗣同，在第二，制民之产。制民之产是从民本思想中直接引发出来的内容。孟子认为，一个国君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他们有固定不变的产业，有安定富足的生活。而战国的现实却是群雄争霸，战火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毫无保障，君主们规定给人民的产业微乎其微，使他们“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遇到灾年或者战争，百姓们就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同上）。但各国的君主却“仓廪实，府库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过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奢糜生活。如此而想得到民心是绝不可能的。孟子认为，人民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才会有安分守己的不变之心，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会民心思乱，铤而走险，从而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贤明的君主首先要制民之产，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梁惠王上》）。……

　　董洪利，1948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留校行教。后又师从金开诚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副教授。主要从事于中国古文献学，先秦诸子学和训诂学等学术方向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古籍的立释》、《楚辞集解》点校，《抱朴子选注》，《屈原集校注》、《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以上三种与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