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铭在学术研究中的突出特点是喜作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对哪怕是一个极为平常的问题也要细问穷追到近乎钻牛角尖的程度。这种充分显示出特立独行的态度有时使人感到未免过分，似乎是在故作惊人之语，但是在仔细研读他的文章之后，却又不得不为他周密的思考、精审的辨析和由此达到的深邃见解而心折。不过当面对难题，尚无把握解决的时候，他也决不漫夸海口，强不知以为知。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尽管也是难能的）学术品格。因此当十年前我们接受“七五”规划中有关汉语规范问题的科研课题时，我作为课题负责人就根据这些了解而把理论探讨部分安排给他。现在看来这种安排是合适的，本书的出版就是证明。此中的大部分篇章就是昭铭从事语言规范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为解决相关的问题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比如80年代中期，社会上语文应用的混乱现象异常严重，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规范化问题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是对于什么是规范化、什么是规范的对象这两个基本问题，即便是主张规范化的人也并非十分明确，一般都认为规范化就是匡谬正俗，规范的对象就是语文错误。昭铭综合古今中外语言演变的历史和语言规范研究的得失，写出《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一文，首次提出规范的对象是语言的变化，规范化就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从而否定了单纯匡谬正俗的规范工作模式，提出新型的动态规范观念和动态规范模式。从理论的角度将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解决，这对于语言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高了语言规范工作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信程度；对于昭铭个人来说，这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昭铭在其后所写的一系列论文、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无论是理论性的、史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能据此而自成体系，而不是零敲碎打的随感而发。上述论文和另一篇《语言习惯、约定俗成和语言描写》在语言学界曾产生广泛影响并引发了一场相关的讨论，使我国在语言规范理论方面达到了国际上相应的高度。在八九十年代之间我国的语言规范问题研究中，昭铭在理论上的探索及其学术价值已获语言学界的承认，有关内容已被写入邵敬敏、方经民所著《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一书中。[前言]昭铭所著《规范语言学探索》即将付梓，我觉得这对于研究语言规范问题，特别是汉语规范问题的同道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重视的事情。30多年前我曾忝列昭铭师席，这个刻苦好学、常常提出启人深思的问题并能自己找出答案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80年代以来，我们有幸相聚，同在一个机构里从事学术工作，于是就有机会经常一起探讨相关的专业问题，反复切磋，相互辩难，因此我对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也就有了不同一般的了解。现在承昭铭不弃，索序于我，我欣慰之余想借此机会谈谈昭铭学术研究的特点和本书的价值所在。昭铭在学术研究中的突出特点是喜作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对哪怕是一个极为平常的问题也要细问穷追到近乎钻牛角尖的程度。这种充分显示出特立独行的态度有时使人感到未免过分，似乎是在故作惊人之语，但是在仔细研读他的文章之后，却又不得不为他周密的思考、精审的辨析和由此达到的深邃见解而心折。不过当面对难题，尚无把握解决的时候，他也决不漫夸海口，强不知以为知。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尽管也是难能的）学术品格。因此当十年前我们接受“七五”规划中有关汉语规范问题的科研课题时，我作为课题负责人就根据这些了解而把理论探讨部分安排给他。现在看来这种安排是合适的，本书的出版就是证明。此中的大部分篇章就是昭铭从事语言规范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为解决相关的问题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比如80年代中期，社会上语文应用的混乱现象异常严重，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规范化问题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是对于什么是规范化、什么是规范的对象这两个基本问题，即便是主张规范化的人也并非十分明确，一般都认为规范化就是匡谬正俗，规范的对象就是语文错误。昭铭综合古今中外语言演变的历史和语言规范研究的得失，写出《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一文，首次提出规范的对象是语言的变化，规范化就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从而否定了单纯匡谬正俗的规范工作模式，提出新型的动态规范观念和动态规范模式。从理论的角度将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解决，这对于语言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高了语言规范工作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信程度；对于昭铭个人来说，这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昭铭在其后所写的一系列论文、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无论是理论性的、史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能据此而自成体系，而不是零敲碎打的随感而发。上述论文和另一篇《语言习惯、约定俗成和语言描写》在语言学界曾产生广泛影响并引发了一场相关的讨论，使我国在语言规范理论方面达到了国际上相应的高度。在八九十年代之间我国的语言规范问题研究中，昭铭在理论上的探索及其学术价值已获语言学界的承认，有关内容已被写入邵敬敏、方经民所著《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一书中。重理论却不事空谈，这是昭铭在研究工作中的又一值得肯定的特点。80年代思想解放，学术空气空前活跃，许多新知异见都能乘时而发，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不过同其他领域一样，语言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向往根本理论和全新体系的建构，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学术上自我价值的追求，但是恕我直言，由于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就急于树起旗帜，其结果是立起的架子很高，而据以证实理论的事例却很少。有些论著更是近于谈玄，令人百读不解。昭铭则不然，同是理论探索，他的论文总是站在坚实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慎思而明辨，因而文章易懂耐读，经得起推敲和驳难。比如关于惯用法的合理性和语言规范的描写性问题、关于如何看待语言习惯和约定俗成问题，昭铭的观点曾受到几位学者的非议；但是读了双方的辩论文章之后，平心而论，我觉得语言事实还是倾向于昭铭一边。这是因为惯用法构成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客观规范；语言学家关于规范化的意见其实只是一种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只有合乎客观规范时才能为语言实践所接纳，才会有价值。如果不承认惯用法的合理性，不承认约定俗成的作用，我们又将从哪里去提取并确立规范标准呢？正如本书《导言》开头所说，语言规范植根于语言本身，不是自外加于语言之上的。语言规范的标准只能从语言系统本身去提取，而不能按语言学家的主观意向来确立。这就必须承认惯用法，承认约定俗成的力量，承认语言描写在确定标准时的作用和地位。昭铭在学术研究中的第三个特点是视野开阔，见解通达。他常能从前人止步处起步，融通古今，洞幽烛隐，从大量材料中发现零金碎玉，寻绎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这就使他站得高，想得深，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关于我国古代语文规范问题，此前的文章多为史实性论述，并且用现代的“规范”术语去解释古人的语文观，扦格之处自是难免。昭铭经过数年艰苦的爬罗剔抉，终于在茫茫坠绪中发现了两千多年中我国古代文人心目中一以贯之的规范观念——雅正。在本书《雅正：中国古代语文规范理论的核心范畴》一文中，作者对这一观念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僵化过程进行了极为精细的论析，其方法是举纲张目，剥茧抽丝，层层深入；而其思想的缜密，眼光的犀利，行文的流畅，更令人读而为之击节。再如本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现代语文规范的理论纲领》一文论及“由俗变雅和从雅到俗”，认为这是，‘语文演变的二律背反”。由于前文已经论及一味求雅之弊，此文则以方言文学运动为例证明一味求俗之害。文未得出结论：语文规范应。当成为一个不断“随俗雅化”的过程。我觉得这的确是有关这一学术问题的至当之论。本书还有许多优长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论述。总之，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在当前斯文扫地、学术著作出版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上海三联书店不以利薄而拒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昭铭的知己何止于一！昭铭在崎岖的路上辛苦劳作多年，如今有了可喜的收获，我为他感到宽慰，也为这一学术领域里有了这样高质量的著作感到庆幸。由衷地希望昭铭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攀登，扩大研究领域，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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