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晚清财政的研究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本书在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着重探讨、阐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清代前期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财政收支规模及税负比重等作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清代前期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既是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产物，又对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这一体制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也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财政基础，但其弊端也较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财政不能及时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反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乾隆朝中期，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100万两，约占当时生产总值的4.98%。但自乾隆朝后期起，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道年间，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一个很低的水平，财政危机已初步形成。吏治的腐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传统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二是对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对清王朝的财政管理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财政经济濒于崩溃。为筹措军费，渡过难关，清政府不得不对赋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同时赋予地方督抚相应的财权。由此，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瓦解。同时，随着西方侵略的进一步加深，列强也逐渐加强了对清政府财政的控制，晚清财政日益显示出半殖民地的特点。这些变化又对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重新加强中央财权，清政府也试图对财政进行清理与改革，这一举措虽也有某些合理的内涵，但远未取得明显的成效。晚清中央政府财权的衰落，也是清王朝垮台的信号。三是对晚清财政规模增长的幅度及其原因作了具体深入的探析。据官方的统计，鸦片战争之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4000余万两，但甲午战争前已增至8000余万两，清末更是达到3亿两左右。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之际恰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低谷期，因此，光绪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而物价的上涨也使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幅明显降低。如仅从财政收人统计数看，1908年较鸦片战争之际增长了6倍以上，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仅增长3.39倍。如与乾隆朝中期相比，1908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4倍以上，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增幅仅为1.5倍。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晚清尤其是清末的财政收入数额作纵向的比较，从而得出财政收入增幅相当惊人的结论。当然，即使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晚清的财政收入仍有明显的增长。其原因一是清政府采取措施，加征赋税；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赋税的增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厘金和海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外，1908年进行的财政清理与整顿，也对清末财政收入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晚清财政收入的增长完全归因于加重赋税的结果。四是对晚清赋税负担的情况作了初步的考察。我认为，晚清赋税是否苛重，不仅要关注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还要关注赋税额占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动情况，更要关注人均产值与人均纳税的比重，即人均纳税承受力的变动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把官方统计的财政收入与实际财政收入及实际赋税额加以区别。据估计，全国的生产总值1887年为33.275亿两，1894年为42.97亿两，1908年为69.23亿两。据此，除1908年外，晚清大部分时期内官方统计的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左右，但考虑到地方政府隐匿的财政收入，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为4.5%左右，与乾隆中期大致相近。而且，由于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实际征税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为6%左右，高于乾隆中期的水平。此外，晚清时期人均产值又低于乾隆中期的水平，因而，人均承受赋税的能力明显下降。五是对晚清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小结。晚清财政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财政的失控。由于实际征税额与财政收入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大量税收的流失，使国家不能集中财力进行近代化和国防建设。如188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9.7倍以上，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仅为日本的1.43倍，财政的拮据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财政之所以严重失控，一方面在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开始瓦解，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未能确立，而列强又控制了相当一部分财权，另一方面也与税制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税制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没有对富裕阶层征收所得税的功能。地主、买办等大量的收入不能部分地转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广大的民众又难以承担更多的赋税。此外，官吏的贪婪也必然导致财源的大量流失。当然，这些问题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又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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