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民歌、叙事小诗，诗歌、戏剧作品、短篇小说、侦探小说和小说往生育从杂闻专栏中汲取创作素材。所谓杂闻，就是一些无法被分类、触犯了某一规则、脱离常理的事件。19世纪的埃米尔·左拉、埃米尔·加博里奥、费利克斯·费内翁，20世纪超现实主义作家让·热内《女仆》中的帕潘姐妹、玛格里特·杜拉斯，《英国情人》以及关于格雷戈里事件的文章以及其他侦探小说作家，都曾从杂闻故事中获取灵感，杂闻的魅力可见一斑。杂闻建立在一些定型的人物和背景之上，它所呈现出的持久性和普遍性，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文学。杂闻在脱离了新闻背景后，被文学所特有距离效果和唯美方式所充实、抬高。于是杂闻故事获得了一种隐喻、典型的特征，使它往往更近于神话故事。《杂闻与文学》前两章力图展现杂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从杂闻的定义以及16世纪为起点的发展史出发，可以发现杂闻与文学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竞争。新闻体文章与侦探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等体裁间的相似性可以被视为产生这种竞争的原因。作为面向大众、介绍流血事件的专栏，杂闻在19世纪展现出与侦探小说在主题与社会学方面的一些类同。从另一方面来看，杂闻内容的简洁、手法的凝练以及文本间的独立性与短篇小说的诗学更为相近，费利克斯．费内翁的《三行短篇小说》便体现了这一点。同样，杂闻戏剧化的表现方式从不少角度都对应了戏剧中的美学。相反，如果从文学角度以及各种不同体裁的异质作品出发（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勃勒东的《狂爱》、勒克雷齐奥的《巡视与其他故事》），将会发现作家对杂闻的利用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它可以成为一篇改变作家创作方向的前文本，比如德拉马尔事件对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的影响。它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组成片段，比如《红与黑》中前几章里就提到了路易·让雷尔的伏法。杂闻构成虚构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极为暗语化的叙述文章能够解决叙述方面的一些问题，制造真实效果（侦探小说），并且产生意义效果。无论是被引用、以批判的方式加以评论，还是被戏谑地模仿、搬移，来源于现实的杂闻故事都呈现出一些文本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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