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是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数十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他以写实的笔法，通过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平常故事，触到了人的心灵深处。他的作品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意大利文学研究专家吕同六先生主编的这部文集收录了莫拉维亚五部最杰出的作品： 《冷漠的人们》创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被认为是莫拉维亚在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写出的世界上第一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三天内发生的故事，揭露了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灵魂深处的冷漠。 《乔恰里亚的女人》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被公认为意大利战后最杰出的小说。作品通过切西拉母女二人在战乱中的避难经历，揭露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特别是对人的心灵的摧残。 《鄙视》的主人公莫尔泰尼有志于从事戏剧创作，为博得妻子的爱，他违背自己的意愿，为电影制片人编写电影脚本，以获得金钱，满足妻子的物质欲求，当他满足了妻子的欲求时，却发现妻子已不再爱他。小说从一个侧面写出了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 长篇小说《注意》是一部手法奇特的作品，用书中人物的话来说，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是小说的主人公“我”一直在写着、准备将来有一天用作小说素材的日记。作品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通过主人公“我”在日记中写出的或真实或虚假的种种事件，探讨“原罪”问题。 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共有四十一篇作品，身分、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都由于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不由自主地做着自己并不想做的事。通过他们，作者写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普遍感到的迷惘与困惑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扭曲。 前 言 吕同六 莫拉维亚是当代意大利的文学名家之一。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莫拉维亚发表了各种体裁的作品约五十部。在意大利，他的作品经常获得各种文学奖，并被竞相搬上银幕;在国外，他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批评界对他的创作历来意见分歧，有的批评家把他当做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虽然他的整个创作同新现实主义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也一直否认同新现实主义的关系;有些批评家把他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有的学者把他视为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先驱，等等。梵蒂冈则不断攻讦他的作品，一九五二年曾发表通谕，把他的全部作品列为禁书。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莫拉维亚的生活和创作，始终带着社会生活升沉运动的印记;半个多世纪来意大利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在作家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 一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于一九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罗马。他原名阿尔贝托·平凯尔莱（Alberto Pincherle）。他的父亲是位画家、建筑师。九岁那年，莫拉维亚身患骨结核病，被迫卧床治疗和休养，这使他失去了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的机会。头三年，他在家中养病，后来他住进东北部山区的一家疗养院，他以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知欲刻苦自学。根据莫拉维亚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每周都要从邮局收到佛罗伦萨图书馆寄来的他预订的一包图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大师薄伽丘、曼佐尼、哥尔多尼、莫里哀、狄更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平均每两天阅读一本新书，同时，他开始练习写诗。他从文学大师们的作品里汲取到丰富的滋养，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莫拉维亚病愈，能够下床依靠双拐行走。当时正值法西斯当政。据作家自己说，疾病和法西斯统治，是决定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两个主要因素。他前往北部边境城市布雷萨诺内休养，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埋头写作长篇小说《冷漠的人们》。他把稿子寄给一家出版社，但被退稿。 一九二九年七月，莫拉维亚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自费出版，使他一举成名。当时他才二十二岁。小说的主人公米凯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他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怀疑和精神折磨之中。他隐约觉得，家中并非一切都顺当，母亲和姐姐卡尔拉似乎有什么隐瞒着他，他们家的座上客莱奥的行动也十分诡谲，神秘莫测。日子一长，他渐渐明白，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莱奥是母亲多年的情夫，他利用这个关系，以狡黠的方式榨干了这个体面家庭的钱财，现在反倒以施主的面貌出现，在卡尔拉身上打主意。卡尔拉并不喜欢莱奥，但经受不住经济窘迫和莱奥卑鄙追逐的双重压力，终于妥协了。米凯莱目睹这庸俗、虚伪的现实，又受到一个轻浮的女人丽莎的逗弄，感到令人窒息的痛苦。在某一瞬间，憎恨的感情突然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他持枪冲进莱奥的房间，想一枪结果了他，但枪击没有成功。激情消失了，他对周围污秽的现实的痛恨也随之烟消云散。冷漠和无动于衷占有了他。他像母亲和姐姐卡尔拉一样，成了冷漠的人，品尝着随波逐流的安逸。 莫拉维亚以洗练的笔触，描绘了一个资产者家庭在平平淡淡的三天里发生的一切，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刻画了置身于污秽现实的资产者被私利主宰道德，冷漠扼杀热情，深深陷于庸俗、空虚、堕落的精神状态。文字含蓄隐晦，不动声色，但读者分明可以看出作家对资产者灵魂的有力鞭挞。莫拉维亚艺术地揭示，正是这些人的虚伪自私和抛弃理想的冷漠态度，成为繁殖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土壤。 《冷漠的人们》轰动了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连续刊印了五次，在第六版准备付印时，遭到法西斯政权的查禁。 嗣后，莫拉维亚不得已多次出走欧美各国。这期间，他于一九三六年远涉重洋，来到我国访问，中国古老的文明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冷漠的人们”的题旨，像一根红线贯串于莫拉维亚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有时也会突然冲动起来，企图“违抗”现实，冲破环境的牢笼。然而，他们徒有“抱负”，面对黑暗、强大的现实，不得不“随波逐流”，最终成为失败者，例如《未曾实现的抱负》（1935）、《阿谷斯蒂诺》（1944）、《违抗》（1948）、《随波逐流的人》（1950）。甚至在稍后出版的《鄙视》（1954）中，这一题旨也清晰可见。 《鄙视》的主人公里卡尔多专事电影评论，但经济颇为拮据。他因无法满足妻子的虚荣心和享受优裕生活的愿望而感到内疚。他想方设法，奉迎一位电影制片商，终于获得机会，出色地把荷马的《奥德赛》搬上银幕。妻子和他结婚两年，一直爱着他。如今，他拥有了金钱，妻子却不再爱他了，对他疏远，若即若离，甚至冷漠无情。里卡尔多时时感受到妻子对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的鄙视。 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出，鄙视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情感，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蕴、社会意蕴。在里卡尔多看来，他的富裕，足以使他和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使他们之间建立安定、亲密的关系;妻子却反而感到，他们之间因此拉开了距离，难以互相理解，丧失了共同的道德信仰。她的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钱被里卡尔多奉为维持美满的夫妻关系的润滑剂，其实，金钱却是破坏人的幸福的腐蚀剂。主人公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机制，这注定他必然遭到鄙视和摒弃。小说体现出作家对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的强烈关怀。 莫拉维亚在《鄙视》中不只是描绘了资产者在私利驱动下失去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更重要的是，在《鄙视》和稍前的系列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精神空虚、庸俗自私、意志薄弱的“冷漠的人”，“随波逐流的人”，从而从一个侧面描摹出时代的氛围。莫拉维亚善于以客观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手法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艺术特长，在这些小说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一时期也有若干作品跳出了这一题材框框，别开生面。《化装舞会》问世于法西斯统治岌岌可危的一九四一年。故事发生在拉丁美洲某国，围绕独裁者泰雷索将军举办的一次化装舞会而展开情节，近于离奇、荒诞，竭尽夸张之能事。关于此书的主旨，作家后来追忆道：“多年以来，我便被一种渴望所驱使，想写点什么反对法西斯专制的东西。然而，当时走写实的路子绝对行不通。必须用一个漂亮而又颇为透明的赛璐珞外壳，把讽刺包装起来，并且赋予它热热闹闹的气氛。”德国纳粹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作家的墨西哥之行，终于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有趣的是，《化装舞会》定稿以后，上送法西斯文化部审查，从普通科员直到部长，全都捉摸不透它的涵义，便把书稿上呈墨索里尼，他草草翻阅后，以为这不过是一部幽默剧，是文人们通常为庆贺圣诞节而写的应景之作，便签发出版。不料，作品一经问世，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假想的拉丁美洲某国，分明就是指意大利;那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泰雷索将军，不啻是墨索里尼的化身。墨索里尼这才恍然大悟，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查禁此书，并不准莫拉维亚再发表作品。 《瘟疫集》（1941）里的短篇又称“超现实”的讽谕故事。莫拉维亚运用丰富的想像力和极其大胆的夸张，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世人对幸福的渴求和凄凉的失望，作者的强烈感情，别出心裁地融汇于“超现实”的童话式的故事之中。“超现实”，实质上是莫拉维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透视现实、评价生活的一种巧妙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种种畸形现象的嘲讽，在这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艺术效果。 一九四一年，莫拉维亚同女作家埃尔莎·莫朗苔结婚。法西斯覆灭前夕，莫拉维亚被当局视为“颠覆分子”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他逃出罗马，过了九个月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 二 意大利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二战后充满生气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对莫拉维亚的文学创作无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罗马故事》（1954）、《罗马故事新编》（1959）和长篇小说《乔恰里亚的女人》（1957），是莫拉维亚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成果。不过，这种令人注目的变化，在此前问世的小说《罗马女人》（1947）里已初见端倪。 《罗马女人》叙述年轻、美丽的阿特里亚娜靠缝制衣服、当模特儿为生，生活清贫，无可奈何地沦为妓女。作者通过女主人公自叙同当司机的未婚夫吉诺倪、杀人犯松佐涅奥、保安局头子阿斯达利塔、大学生贾科摩的错综复杂关系，对她悲凄、辛酸的身世际遇，欢乐与哀伤、希冀与绝望交织的内心生活，对她忍受灵与肉的双重摧残，在极端痛苦中寻求苦涩的慰藉的精神世界，给予真切、细致的描绘，对现实社会的丑恶、黑暗及其扭曲与戕害人的心灵的罪恶，给予有力的鞭挞。同时，女主人公和其他几个人物身上，也都依然显露了庸俗、懦弱和自私的性格特征。这是莫拉维亚第一次以平民的眼光来审视和批评资产者社会。 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和《罗马故事新编》共收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这些故事自一九五三年起陆续刊登于米兰《晚邮报》，很受欢迎，后来分别结集出版。在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里，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而是把焦距对准罗马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或者如作者所说，故事的内容都是“奇谈偶闻，或者小小的新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最普通、最卑贱的下层人物：店员、仆人、侍者、司机、理发师、清道夫、洗衣妇、失业者、流浪汉、小偷、工人。 这些外貌平淡无奇、智力上也毫无过人之处的不幸的人，在战后艰难的岁月里，蒙受着生活上、精神上的深沉的痛苦和创伤，人的价值被降低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他们为了争得生存的权利，走投无路，最后只得铤而走险，去干犯罪的营生（《教堂里的小偷》、《假钞票》、《抢劫》），或者接受低能无聊的差事（《红雨衣》）。他们住在阴暗、肮脏的贫民窟里，衣不蔽体，病魔缠身，为资产者的罗马所不容（《大热天里开的玩笑》）;他们的家庭人口众多，无力抚养新生的婴儿，既想把孩子撂在有钱人常去的教堂，让他们长大过上好日子，但又想咬紧牙关，把亲生骨肉留在身边，一起受难（《孩子》）。这些不幸的人是社会的弱者，时时担惊受怕，但命运总是捉弄他们（《他们的日子》）;他们苦苦挣扎在饥饿线上，忧伤像影子一样永远攀附在他们身上（《艾丽维拉的眼泪》）。纵然他们在爱情、生活上成了幸运者，幸运也仅仅是短暂的、偶然的，灾祸很快就降临到他们头上（《倒霉的一天》、《你中签了》）。为了摆脱令人难堪的屈辱，他们有时不得不诉诸可笑而又可悲的方式来渲泄自己的情绪，寻求某种精神上的满足（《中国瓷瓶》）。 莫拉维亚善于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抓住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简单的勾勒。《别了，乡村》、《结婚礼物》中叙述的故事，都是简简单单的，但作者并不是孤立地描写它们，而是凭借自己观察事物和钻探生活的能力，把这样的努力同反映社会的本质特征结合起来，通过一对乡村恋人的分离或两个莫逆之交的朋友的感情破裂这类凡人小事，对资本主义大都会罗马的恶性膨胀，资本主义势力不只吞噬土地、菜园，而且戕害人的灵魂的图景，作了形象的描画。平凡中见真实，普通处见本质;这些司空见惯、未必为人注意的生活现象，凸现了当代西方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容量有限的短篇小说，获得了可观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效果。 在另外的一些故事里，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暴露了富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铜臭的卑鄙灵魂（《中人》）。 《罗马故事》和《罗马故事新编》这两部作品不啻是罗马底层生活的画卷。莫拉维亚以艺术的雕刀，为当代意大利文学的人物画廊塑造了善良、纯朴的小人物艺术形象。把他们的希望与悲哀，欢乐与呻吟，他们艰辛困苦的人情世态，活龙活现地展示于读者的面前。 《乔恰里亚的女人》是莫拉维亚自称“反映抵抗运动的小说”。读者追随女主人公切西拉的足迹，从罗马来到山区，眼前呈现出一幅幅悲剧性的场面，展示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和德国纳粹入侵带来的种种灾难：贫困、盗匪、黑市、食品匮乏、农民破产、民不聊生。作者凭借平凡的，但饱含生活汁液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尤其通过切西拉、罗塞塔、米凯莱三个人物的刻画，不仅把现实生活的阴暗面，而且把人的灵魂世界的卑鄙面，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农民出身的小店主切西拉，原本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指望战争尽量拖长些，好让她多做点黑市交易，多攒积点钱，给女儿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她勤劳、善良，又透着精明，还不乏狡黠。战争粉碎了她的美梦。她不但物质上破了产，精神上也蜕变了，丧失了朴实、善良的品格。 罗塞塔是个天使般美丽纯洁、温顺虔诚的女孩。可她在神圣的教堂里，竟遭到法国军队里的摩洛哥士兵的轮奸。她的心灵遭到残酷的蹂躏，对宗教的信仰也彻底摧毁了。她开始自暴自弃，最终堕落为放荡的女人。 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米凯莱，在学识和理智上，比周围的农民、难民都高出一筹。他对法西斯、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脱离现实生活，只懂得书本上的道德原则和背诵但丁《神曲》的诗句。他是个书呆子，或者说是书斋里的反法西斯分子。最终他惨死于被他救助的纳粹侵略者的枪弹下。 在众多的无辜百姓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背景上，对这三个不同人物的命运的精心刻画，犹如三道来自不同方向的强烈光束，投射和凝聚于一个焦点，洞烛与凸现出法西斯反历史、反人民的本相，是罪恶的渊薮。墨索里尼政权行将崩溃，德国纳粹入侵期间微妙复杂的社会情势，也得到了别具一格的剖示。 在《乔恰里亚的女人》和《罗马故事》、《罗马故事新编》里，莫拉维亚跳出了中上层资产阶级生活的圈子，第一次把普通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对挣扎于罗马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和抵抗运动中女性的际遇，作了真切感人的描绘，成为战后意大利文学的杰作。一九六一年，《乔恰里亚的女人》被著名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搬上银幕，由著名影星索菲娅·罗兰饰演切西拉，法国影星让*.保罗·贝尔蒙多饰米凯莱，获得巨大成功。该片在美国上映时，名为《两个女人》（Two Women）。索菲娅·罗兰以其杰出的表演获得第三十四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我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曾多次播出该片，取名《烽火母女泪》。 三 从六十年代起，莫拉维亚仍然以非常旺盛的激情和活力，同时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个领域辛勤耕耘，成果累累。 在长篇小说方面，他相继发表了《愁闷》（1960）、《注意》（1965）、《我和它》（1971）、《内心生活》（1978）、《一九三四》（1982）、《观望者》（1985）、《罗马之旅》（1988）等，其中多部小说引发了评论界的热烈争论。 《愁闷》是六十年代问世的第一部作品。这时，莫拉维亚把目光从下层社会的普通人身上移开，又重新投向资产者生活的圈子，着重描写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他们的精神面貌。异化，于是成为贯串这些小说的主旋律，这标志着莫拉维亚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出身资产者家庭的青年画家季诺，生活优裕，却时时刻刻被一种莫可名状的“愁闷”所折磨。他专心致志于绘画，希望借助艺术创作来摆脱“愁闷”;后来又发狂似的爱上了他的模特儿，沉浸于性欲。但他都无法因此寻得慰藉，反倒更深地陷入了“愁闷”，最终只好以自杀了却一生。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异化，或者说表现了在当代西方世界里，资产者无所适从，颓废愁闷的精神危机。有评论认为，它“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当今社会里人所处的非人地位”。 《注意》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后到一九六三年。全书分“序幕”、“日记”、“尾声”三部分。主人公是新闻记者弗朗切斯科，用第一人称叙述。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潇洒，富于文化教养，生活优裕。他觉得，今天的社会被分裂成对立的集团或者说阶级——贫困、痛苦的地狱和富有、幸福的天堂。他生活在天堂里;然而，他被那里笼罩的虚伪所震撼。打个比喻说，他回忆自己的过去，仿佛回忆头天晚上纵酒狂欢的情景，觉着周围的一切都很有意义，实在、必要，而一觉醒来，一切突然都变得毫无意义，虚伪、空洞。他逐渐地形成一种感觉，认为惟有平民才是世上惟一保存了真实的人。因此，一遇上出身卑微、当裁缝的科拉，立即爱上了她。 他同科拉结婚以后，觉得生活犹如历尽风暴的船只，驶进了宁静的港湾。他着手写一部小说，叙述他同科拉的爱情，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不再爱科拉了，而且把小说的初稿撕得粉碎。当初他想通过同平民出身的科拉结婚，并通过用小说叙述这一爱情，来寻求同现实的关系;现在他恍然大悟，这不啻是从虚无中寻求实在。他坠入沉重的颓唐。他觉得，如今他仿佛在梦境中攀登悬崖峭壁，既不能登上山巅，又无法返回平地，也难以在原地立足。于是，他开始频频去国外采访，意在自我麻醉。他好像一个梦游症患者，似乎在站着睡觉，在沉睡中梦见自己醒着，充当特派记者。这倒使他比醒着更喜欢。 弗朗切斯科确信，他在现实中无法确立同自己和同其他人的关系，惟独在小说里，真实性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开始每天写日记，以便随后从中产生一部小说。然而，他最终惊奇地发现，完全不必再根据日记写一部小说，他的日记就是一部完成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人物，而正是小说。有人会驳斥说，他的日记也不过是虚幻，是梦幻罢了。他只能回答，岂止他的日记是梦幻，整个生活都是梦幻;现实和梦幻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只是第一梦幻、第二梦幻的差异，如此而已。 在这部小说中，莫拉维亚把现代人物质的富裕同精神的贫困造成的内心冲突，无所适从，无法同现实生活建立真实的关系，近于梦游症患者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研究当代意大利文学的著名学者马纳科尔达认为，在《注意》中，莫拉维亚“以非凡的透彻力，展示出资产阶级社会模棱两可的特征和关系”。 莫拉维亚摒弃了前期作品中的客观主义描写，而把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潜意识描写，同哲理性论述糅合起来。在层层剖析人物的精神状态时，不断地运用各种各样形象的比喻，阐发对现实、对人生的看法。这些哲理性论述是理解作品思想内涵的钥匙。尤其是小说的“序幕”，既是全书故事的开局，又以哲理的思辨，透辟地剖示现代人饱受异化折磨的灵魂，点明了小说的旨趣。 《我和它》的写作始于一九六六年，其间曾五易其稿，一九七一年出版。小说的主人公“我”名叫费德里柯，是电影编剧、导演。妻子法丝塔秉性柔弱，难以满足他的情感需要。他离开法丝塔，专心致志于制作影片，希望以此满足受到压抑的欲念。他遇见一个名叫伊琳娜的姑娘，她在外国驻罗马的使馆当秘书;出于情感的冲动，他想跟她建立真正的爱情，但遭到失败。为了使影片获准开拍，他巴结、追求制片商的妻子，也遇挫折。他想纵火烧毁制片商的别墅，又想自杀，又都失败。最后，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妻子的身边。 小说中的“我”代表主人公的意识、精神，“它”则是男性生殖器，代表人物的肉欲、本能和冲动。小说用许多篇幅直接描写主人公身上的“我”和“它”之间的对话、争论，竭力表现人身上的“我”和“它”的冲突。“它”不断追求欲念的满足，但处处受到客观环境和“我”的限制和压抑。性似乎成为摆脱现代社会诸多矛盾的出路，而艺术创作又成为使欲念得到变相满足的手段。 一九七八年，莫拉维亚又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内心生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部历时七年，七易其稿才写成的作品中，莫拉维亚摒弃了传统的手法，以采访体的形式，让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德西黛利娅自叙她对家庭、阶级和社会的反叛经过。私生女德西黛利娅成为安居在罗马的美国富孀的养女，耳闻目睹，她看透了笼罩这个家庭和社会的虚伪、冷酷和堕落。她奋起叛逆和抗争，毫无顾忌地亵渎被这个社会尊奉为神圣的一切——爱情、信仰、道德、金钱、宗教。当她要和另一个叛逆者建立新生活时，她恍然大悟，在这个高呼革命口号的同志身上，正集中了她鄙夷和亵渎过的一切。她弃新图旧，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 作者采用采访体，借助女主人公和笔录者的对话，渐次推进，不断深入，刻画出她复杂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演变，并进而探索这后面隐藏的社会问题。德西黛利娅通过彻底否定和叛逆现有社会的一切规范这一独特的手段，来寻求和建立同现实的关系，但彻底失败了。反叛与妥协，追求与失败，亢奋与消沉，不只反映出她的内心生活，也勾画出一代青年内心生活的特点。小说以震动意大利的一九六八年学生造反运动为背景，不妨说，女主人公的“内心生活”，成为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折射。教会以“有伤风化”为由，再一次对莫拉维亚发动讨伐。 《内心生活》发表时，莫拉维亚曾宣称这是他最后的一部小说。是年他已届七十一高龄，人们以为恐非戏言。一九八一年笔者在罗马访问他时，作家却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果然，时隔一年，《一九三四年》便问世了。小说以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发动“屠杀保皇党之夜”为背景，主人公是德国人，但故事发生在意大利，书中的情节围绕同德国纳粹主义的关系展开。主人公因为同纳粹的关系日益恶化而深感痛苦、失望，彷徨不决，企图自杀。但作者着意探讨的，是昨天和今天都时时让人们受着自杀威胁的精神危机。他认为，自杀并不是绝望，而是超脱现实的遐想，是越出常规的人的思想的外化。 嗣后，莫拉维亚还发表了两部小说《观望者》（1985）、《罗马之旅》（1988）。前者仍然是以人的精神为作品的内在主线，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后者则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体现作家晚年对人生道路的观照。 四 在莫拉维亚的整个创作中，短篇小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应该说，短篇小说更集中地反映出莫拉维亚创作的思想内容及其演变的轨迹，更鲜明地体现出他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从六十年代开始，莫拉维亚先后发表了《不由自主》（1962）、《东西就是东西》（1967）、《天堂》（1970）、《另一种生活》（1973）、《嘿》（1976）和《东西》（1983）五个短篇集。 同《罗马故事》比较，这些短篇明显地反映出作家的兴趣和作品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收入丰厚、生活优裕、富于文化教养的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高级职员，以及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年轻聪明的女性，取代了战后初期挣扎于饥饿线上的罗马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无须再为获得一小块面包或寻找一个糊口的工作而苦恼或铤而走险，然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另一种苦恼所折磨。 有时，他们安享富裕的生活，仿佛醉酒一样，处于兴奋的状态，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有意义、很实在，但一觉醒来，突然感到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虚伪和空洞的。一个家庭生活素来十分美满的主人公，兴致勃勃地约定和妻子星期天去郊游，欢度结婚纪念日，但清晨醒来，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去郊游，一种莫可名状的孤独、愁闷的感觉，咬噬着他的心灵，最后竟至迫使他企图驱车冲入湖底，以求解脱（《不由自主》）。另一短篇里的女主人公嫁给了百万富翁，过着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整天无聊得发慌，内心焦躁、茫然，不晓得如何打发日子，似乎自己活生生地被排斥于生活之外（《贵妇人》）。 显然，莫拉维亚希图借助这些故事来展示，资产阶级诚然有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中有的人是多情的妻子，有的是腰缠万贯的丈夫，但他们的幸福是虚假的;生活仿佛像《不由自主》里主人公的自动电唱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脱出常规，出现意想不到的毛病，给人带来忧愁和苦恼;这种忧愁、苦恼全然是不可捉摸和意想不到的，是“不由自主”的。 这种“不由自主”实质上是异化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获得梦寐以求的物质文明，就立即被他所占有的物质所包围，成为它们的附属品。人沦为他拥有的众多机器中的一台机器，而且是故障最严重的一台机器;同时，生活变成像机器一样全靠外力和惯性的机械运动（《机器》）。人受到物的压抑，精神上遭到折磨，失去和谐发展的可能，失去本来的真实的面孔，异化为畸形、丑陋的人。最豪华、最现代化的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的占有者，无一不是丑陋不堪、灵魂空虚的俗物（《比你更漂亮》）。 这样，人失去了人的价值，失去了人的本质，从而沦为自己的异己者。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扭曲了，畸形化了，出现了互相矛盾、格格不入的双重的“自我”。这双重的自我如果各自单独存在，一切就合理、圆满、正常;如果合二为一，则产生矛盾、荒唐、反常（《梦幻》）。人的自我本质变得支离破碎，这是人的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莫拉维亚六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莫拉维亚笔下的人物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本质，成为自我的异己者，而且无法同周围人建立明确的真实的关系，从而相互成为异己者。《不由自主》里的主人公在愁闷的时候，看见妻子领着两个儿子走进房间，突然觉得，今天仿佛是初次见到自己的妻子，感到异常陌生。一个男子下班回家，在一个陌生的地点遇见一位陌生的美丽女子，他心里一动，便鼓起勇气紧紧尾随，激动得心怦怦乱跳。最后他骤然发现，自己跟踪的那位陌生的美人，就是他的妻子！那陌生的地点则是他住的公寓所在的街道（《房间与街道》）！更有意思的是，一对新婚夫妇在教堂隆重举行婚礼后两小时，乘火车离开罗马去开始蜜月旅行。旅途中，他们越是谈话、接触，越是觉得互相不能理解，没有共同的语言。转眼间，刚刚结合在一起的新婚夫妇，成了互不相识、只是在同一车厢里偶然相遇的陌生旅客（《蜜月旅行》）。人与人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都存在着隔膜，无法沟通思想和感情，连最亲密的人也失去了真实的本质，呈现出不可辨认的陌生的面孔，化为幻觉！ 莫拉维亚从描绘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立的畸形的关系出发，进而表现个人与现实之间格格不入的畸形的关系。意大利经历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战争浩劫，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严重动乱和经济萧条，到五十年代末，它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一跃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当时舆论界不无骄傲地把这一飞跃称做“经济奇迹”，宣扬意大利进入了“新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社会”的魅力逐渐消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休止的政治动乱，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向传统和信仰进行最大胆挑战的青年反叛运动，形形色色政治思想的泛滥，使这个社会固有的矛盾和派生的灾祸一齐迸发出来，使人陷入失望和忧虑之中，感到前途茫然和不可捉摸。现实也失去了原先的面孔和真实的本质，失去了现实性，转化为非现实和虚无，或者说梦幻。“梦幻具有现实的某种模样，而现实具有梦幻的荒诞。”因此，人无法同现实建立直接的真实的关系，而只能借助梦幻来同现实建立间接的似是而非的关系。 莫拉维亚的某些短篇，专门写人由于无法把握现实而沉浸在梦幻般的错觉中，干出了不少蠢事（《出于嫉妒的玩笑》、《阴差阳错》），或者干脆写梦游症患者的离奇行为（《梦游症患者》）。所谓梦游症患者，就是一种严重异化了的人，他们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我意识。他们把梦幻当做现实，视现实为梦幻，生活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之中，而这两者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 人既然无法用旧的认识手段把握已转化为虚无和非现实的现实，同它建立可靠的关系，那么，他在现实中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找不到一席安身之地。正因为如此，梦中的事重复多次，或许便成为现实。或者说，他们沉缅于梦幻和梦游症，只是为了从梦幻中寻求生存的条件，寻求慰藉和解脱，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陶醉（《中国盒子》）。 在许多短篇小说中，莫拉维亚努力探讨生活与梦幻的关系。现实生活好像是一道污浊的水流，梦幻则犹如经过某种过滤的杯中水，诚然它依旧未脱尽浑沌，但毕竟多少得到了净化。小说主人公们执著于幻想，执著于梦幻，虽然他们分明知道，那些梦幻不过是想入非非，短暂而又虚妄，梦幻本身也常常充满混乱，充满谬误，可是它们同荒谬、虚伪的现实生活毕竟是对立的;同现实生活相比较，梦幻更符合人的理想与追求，更为真实亲切，更有力量。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梦幻既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遁，又是对现实生活的挑战，是对它的超越，对它的胜利。 莫拉维亚曾说，文学的使命在于对现实生活进行“分解”，描绘出它的无数种可能的形态，用它们来同现实生活相抗衡。作家这一独到的文学观，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旨趣。许多短篇写得迷离恍惚，正是莫拉维亚自辟蹊径，有意从探讨生活与梦幻的关系这一极不寻常的视角着眼，去审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成功地以触目惊心而又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当代西方世界致命的缺陷揭示了出来。有评论家认为，这些短篇“再现了异化的社会里现实的许多新的特点”。 同写异化题材的某些东西方当代作家不同，莫拉维亚不是采用极其隐晦或纯粹象征的手法，而是比较明确地指出，人的种种荒唐和反常行为的渊薮，是现实本身的荒唐和反常。 有意思的是，不少短篇的主人公都是妇女，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偶然的。妇女长期被摒弃于历史之外，而今，她们遇到了既要适应又不得不叛逆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妇女的这种特殊境遇，自然吸引了作家的注意。 这些女主人公的出身、社会地位，大多同莫拉维亚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相似。她们年轻，漂亮，健康，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地位、富足、名誉，并不给她们带来幸福，而只是无尽的痛苦。一个漂亮的电影女明星，享有世界声誉，到处受到欢迎和崇拜，但她却感到无比的孤寂和悒郁，常常伤心落泪。在那个拜物主义世界上，她这个明星已失去了人的价值，转化为物，成为受市场控制的“高档商品”。她仿佛被安置在商店橱窗里的样品，供人观赏，所有的过客都望着她，可是任何人不能接触她，她也无法接触任何人（《女明星》）。一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飞机上的打扮和举止活似天使，回到地面后，她跟男朋友们厮混，完全过着另一种生活。她想改弦更张，但又偏偏跟一个她毫不喜欢、但热烈追求她的丑八怪似的阔佬相好。她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正是生活。” 《想像》的女主人公每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时，敢于蔑视和摒弃现实给她安排的选择，拒绝妥协，而硬是要承担风险，独自另寻出路。一个嫁给珠宝商的女子，为丈夫献出了一切——青春、美貌、才学，而作为交换，她只不过成了丈夫开设的珠宝店的一名伙计。财富造成了夫妻关系的严重不平衡，她决意盗窃丈夫店里的最珍贵的珠宝玉石，把它们扔到台伯河里去，借以表明她不单纯是丈夫的伙计，从而能够重新爱他（《平衡》）。 女主人公们这种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即她们企图对环境叛逆，但最终却以出乎意料的妥协、无可奈何的适应为结局的遭遇，表明作家描写的这些妇女，“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但是没有力量和不懂得如何改变它”。 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神秘的力量，沉重地压迫着人的心灵，剥夺人的尊严和价值，切断沟通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桥梁，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诚然，莫拉维亚在描写人的莫可名状的受压抑、苦闷的精神状态和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时，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定影响，但作家并没有把这一切简单地写成人物某种潜意识的突然爆发或病态的生理现象，而是以精神分析学为武器来揭露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病态现象。如果说，莫拉维亚在前期所写的《冷漠的人们》、《随波逐流的人》、《鄙视》等作品中，描绘了以冷漠、自私、虚伪为特征的资产阶级道德上的堕落，那么，在六十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中，则揭示了这个道德堕落的过程沿着怎样的新方向在发展。莫拉维亚在这一代资产者身上着重揭示的，则是个人失去自我的本质，对周围的人和对现实世界都成为异己者的生存危机，空虚、迷茫、无所适从、悲观颓丧的精神危机。资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佼佼者，居然异化为“非人”，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难怪长篇小说《愁闷》的主人公感叹地说：他所属的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是不为异化所困扰的，因为它使下层阶级异化，而现在，它却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异化的异化中！莫拉维亚以他的锐利的解剖刀，无情地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揭示出物质生活的高度发达和丰富必然伴随着精神生活的高度贫乏及思想危机的不断深化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病症。 莫拉维亚曾说，他的小说“既没有正面人物，也没有反面人物”。他的短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虽然集中体现了阶级孤独、苦闷和社会上找不到支撑点的心理危机，然而，他们又并不都是或始终是冷漠、倦怠、丧失任何理想之光而徒然地在逸乐、色情、冒险中寻求生存的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厌恶，精神生活失去平衡的痛苦，常常迫使他们转而采取挑衅、反叛和造反的态度，企图借此求得同现实与他人的关系的新的平衡。他们跟现实格格不入，厌恶现实，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社会表示叛逆;他们丧失了旧的价值观念，但又无法寻找替代的价值观念;他们追求生活中缺少的某种东西，或者追求某种理想的生活，但又崇拜现实生活中最龌龊的东西，无法摆脱那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各种矛盾。他们掀起的充其量只是茶杯中的风波，结局差不多总是失败，跟环境同流合污，得到“另一种生活”。正像俗话所说，“天堂虽然存在，但虚无缥缈”。这种愿望与行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当代资产阶级在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精神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特征，是理想和信心的毁灭。莫拉维亚自己曾说：“我的人物是悲观的，但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都在努力寻找出路，但还没有找到。”他们“正处于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的阶段，或者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还无力解决”。 莫拉维亚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独树一帜，具有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如果说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潜意识、意识流等表现手法的印记，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较多地继承了历史悠久的意大利短篇小说的传统，基本上采用写实的艺术手法。 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短小精悍，少则三千字，多不过五六千字。作家善于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横断面截取下来，进行艺术构思，熔铸成概括凝炼的作品。小说往往开门见山就把矛盾冲突勾画出来，像电影的特写镜头，推到读者的眼前，作为推动情节在尖锐的矛盾中发展的契机。莫拉维亚充分施展他驾驭材料的娴熟才能，运用简峭流畅的笔触，从容不迫、轻松自如地描叙故事，展开矛盾。在情节的进展中，作家又擅长寓新奇于平淡之中，通过活生生的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敏捷地把冲突推向意想不到的高潮，使比较平凡、简单的情节中突起波澜，产生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拉维亚也不落俗套。他凭借观察事物的敏锐目光，善于捕捉住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特征和细节，使用极其普通而又准确的字眼和状物传神的譬喻，三言两语，寥寥数笔，使人物形象鲜明地活跃于纸上。《结婚礼物》里的普拉契多、《穷汉》里女主人公的丈夫等人物形象，就是这样卓荦而立的。 有时，莫拉维亚又适当借鉴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手法，突破故事情节和时空的制约，从刻画人物的意识、心理落笔，选取若干个近镜头，多层次地展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流浪汉》、《女明星》）。 莫拉维亚的短篇中常常写梦，其手法变化多端，出神入化，曲折有致。有时人物眼睁睁地醒着，其实是在梦中;有时酣然沉睡，进入梦幻状态，却又分明醒着;有时又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带入梦中梦、连环梦中。作家不是为写梦而写梦，而是为着深化对异化了的人失去自我意识的病态心理活动的剖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更好地揭示小说的思想内涵。 作家的文字朴素简洁，不事雕饰，既具有民间口头语言的生动性，又有着文学语言的精确性，朴而不俗，直而不拙，富有很大的艺术表现力。这些都是使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既写得含蓄深刻，又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原因。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是，他把冷静的笔调、细微的刻画，同思辨性论述冶于一炉，加强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莫拉维亚像剥笋皮似的步步深入地剖析人物的灵魂状态，自然贴切地运用各种各样形象的譬喻，阐发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看法，使小说既朴实生动，又富于哲理性的思考。这些哲理性论述立论精辟，闪烁着思想的火花，起着深化作品主题的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锋芒。这是莫拉维亚六十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新特点。有些评论家把这样的作品称做“论述性小说”。 综观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创作，不难看出，作家在许多短篇中，剥下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五彩缤纷的诱人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变幻莫测的社会，看到了它的阴暗、反常的特征;对现代人深深陷入的精神危机，对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可悲的畸形关系，也做了发人深省的揭露和批判。作家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艺术概括的能力和娴熟的技巧，对我们也具有借鉴的作用。 莫拉维亚勇于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真实，诚然这只是部分的真实，但却是深刻的真实。揭示真实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启发我们去思索。而不认识世界和进行思索，又怎能更好地生活呢？ 莫拉维亚的才华和兴趣是多方面的。除了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他还发表过剧本，如《世界就是如此》、《生活是游戏》、《琴姬》，写过多部电影、电视脚本。他对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也颇有造诣，曾对西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发展、特征和演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思考和探讨，评论集《人就是目的》汇集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他酷爱旅行，足迹遍及五大洲，先后写了四部游记。他不落一般游记描摹名胜古迹、猎取异国情调的俗套，而是在明快、灵巧的描叙中，融入哲理的论述，和对异域社会深层状貌的探索，例如他漫游非洲以后所著的《你属于哪个部落？》（1972）。莫拉维亚曾任著名刊物《新论证》双主编之一，《快报》周刊电影专栏评论员，欧洲议会议员。五十年代，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于一九三六、一九六七、一九八六年三次访问中国，著有《中国文化革命》（1967）。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六日，莫拉维亚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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