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80年前的成都中医传习所/闵苏1910年，四川省警务处在成都创办了一个中医传习所——为培养、提高中医的业务水平而设立的一所短期训练学校。校内分补习和传习两班。校址在城内昭忠祠（今昭忠祠街，玉皇观东头，东较场西面。）校长即是省警务处长。补习班学习半年，传习班一年又半。这张老照片是第一期传习班毕业留影。笔者是当日学生，照片保存至今，依稀记得当年情事，记之如下：图上前排在座的四位是传习所领导和两位主要教师，后面两排是学生。补习班已卒业离校，这是第一批卒业的传习班，共十二人。当年入校，不限年龄。补习班资历较高；传习班多是资历浅，有志学医，或略有中医药常识的知识青年。学校免费入学，但凭地方推荐，经过审核，食宿自理。前排座中，左一是警务处秘书长汪先生，平时不到学校。左三是警务处长王暨英，即当日的省警察厅长，同时兼任该校的校长。平时也不到学校，校政全归教务长主持。左二张子初，教务长，胡须皓然，一代名医。他主讲“气运化合”，理论高深，传习班学生既少国学根底，更缺理论知识，但因张老师慈祥恺悌，平易近人，对他十分敬仰。他是清末翰林，并无官场习气。可惜他的身世不详，现在仅从《成都通览》（傅樵村著）中还见他的大名，称其为“知名内科”医生。右一陈焕圃，清末举人，曾任罗江县教谕（相当今之县教育局长），精通中医内科，博学多能，也擅长外科，自己配方。他原籍涪陵，清末家住成都廉官公所街，与周孝怀对门居住。周是清末警察总监，民初巡防军之乱被人抄家，而陈则因行医济世，为街坊服务多，被邻近四街（廉官公所、方正街、狮子巷、兴禅寺）公推任联防团正。家门设立一个方桌，称作“公口”，民团派人武装守卫，未受骚扰。笔者是他戚谊晚辈，又因家贫幼孤，住近邻里，深知陈的为人处世，医道高明。他的客厅内悬挂上海彩印的人体解剖图，也是当年中医师家中少见的科学挂图。陈老师年近花甲，子女七八人，均幼。行医多年，每岁暑天必应文殊院佛庙义诊施药的邀请，和十多位当年中医名家，间日早晨七至九点在佛院参加义诊，不收医疗费，并由佛堂照处方免费施药。笔者当年十三四岁，小学毕业，正在谋生择业考虑中。连年因陈老戚谊，暑假中也随他一起到文殊院义诊，为他代写处方，借以熟习一些病状与处方药名，观察得见不少药物的配合关系，因而在校传习班中，年龄最小，见闻却不少了。陈焕圃先生在校讲课，多在黑板上写他对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案。他讲《杂病》、《药物》两科。引证多家医案，讲他治病经验，学生抄录收存不少他的经验，效方。后来笔者从一位同学处看到他的笔记，写得确实丰富，他受益不浅。三排左一为陈升之。解放后，已五十多岁了，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他出生药店世家，曾任成都县女中校医，并任县男中国文教师。乃弟陈亮清是成都名画家。不在照片上出现的教师，当年还有二位名家，一是史隽峰，任“色脉微应”课。史曾任满清道尹。讲解言词犀利，论断明确。对中医断症的“望、闻、问、切”，分析起来，颇觉有趣。还有一位何龙举老师，当日双目失明，戴一副墨晶眼镜，不能再用粉笔板书。何老师自著一部《张仲景＜伤寒论＞注释》。他讲《伤寒论》即以此作讲义。但学生们当日都买不起，学生寒士多。他只在答问好的学生中，奖给一册，也未及全部。他所记得的“汤头歌”似乎最多，大半是他自己编成。每在讲到用药时，就背诵出来让学生笔记。至今还记得他的这一印象。图上学生12人，年龄长幼均有，距今八十多年，只能回忆一位同学，除了笔者（二排左二）当年最小外，估计其余同学，即有存世的也必过了期颐之寿。但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科技发展，中西医结合更好，济世活人，是乃仁术，不要再有笔者这样坐失良机，老大无成了！还写几句“画蛇添足”的话：陈焕圃医师就是本刊第九辑上所载那篇《睹旧照忆故人》中受到巴金先生赞扬、五四运动在成都的一位女先锋——陈竹影的父亲。陈竹影不幸在“文革”中被打入“另册”，扫过茅厕，儿子在云南一个中学又被烧坏一条腿，呕血而终。片断：宽待“对立记忆”/冯克力几年以前，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另一种记忆》，记叙了自己在美国南部游历的所见所感。那次南部之行中，朱先生在不止一处的公共场所见到了纪念南北战争时南部叛军总司令李将军的雕塑，甚至在当地州政府设立的南北战争纪念馆里，其对南北战争的描述，也是南方军民如何英勇抵抗北方的入侵。这让朱先生深感惊诧。因为对南北战争，在美国似乎也早有定论：北方代表的是正义与进步，而南方则相反。南部的美国人怎么能如此公然地来呈现自己完全对立的记忆？而且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谁出来制止。当然，朱先生从这些事里最终所感悟到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他进而指出：“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从多元的记忆开始。”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当初发表时我并没有看到，是一位朋友最近才介绍给我的。起因是，我所在的城市正在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大型陈列馆，以纪念国共内战期间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有一天我们一起从纪念馆的建设工地前走过时，这位朋友说道，将来在这个馆里应该将国共双方对这场战役的描述一起陈列出来，以便后人能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她的奇思怪想，令我甚感诧异。她说，这不是她的什么“创见”，于是便提到了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所谓“创见”云云，那位朋友也不过是随口一说，毕竟我们与美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谁都知道，有些东西在有些时候是很难逾越的。不过，圃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即使不便像美国人那样将“对立记忆”做大张旗鼓的陈列，但哪怕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容纳并宽待对立记忆的存在，也当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吧。这点显而易见的智慧，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轻易放弃掉。《老照片》亦然。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