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以下简称张）：确实，同样的症结不止在一个领域存在。研究工作不是针对实际的课题，而是光在名词、概念、术语上兜圈子，你提出一个理论，他提出一个反理论，或者你构建一个系统，他再构建一个反系统，本身都能自圆其说，但远远地脱离了丰富复杂的具体情况，结果凌空蹈虚，大而无当。这里首先需要方法论上的自觉。我同意福柯及其师长巴歇拉尔的主张，不赞成用笼而统之的普遍性结论来涵盖生动变化的具体现象，更反对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习惯套路，动不动就想搞一个真理体系，凭三五条规律来说明一切的做法，而主张从个别学科切人，从个别课题切人，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说明问题。我赞同福柯的观点，只承认学术和学科领域中的“局部性哲学”和“局部性术语”。换言之，面对某一研究的对象，你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出的，只有适合该对象的局部性结论。不要动辄将它提升为也适合别的研究对象的普适性东西，或者反过来用某个现成的结论来套面前的具体研究对象。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到位”，恰如其分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个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提出比较文学相当于文化研究来说，属于个案或个例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文学的具体领域的探讨，来为文化研究提供局部性的结论。同时也避免了比较文学走向“泛文化化”，丢失了它固有的文学艺术特性的弊病。落实到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像本书对美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探讨，我也把它定位为个案的研究。我认为，有关中外文学或文化关系的探讨，不应该满足于从宏观上提出几个全局性观点，或举出几个例证作证明就算可以了。那还是十分初步的，不客气地说，甚至是相当肤浅和鲁莽的。只有通过一个个国家、一个个作家、甚至一个个作品的过细研究，才可能将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情况较全面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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