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被遗址和出土文物所包围，急剧增加的材料使我们有应接不暇之感。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撰写总是明显滞后于考古发掘，每年都有新材料使我们感觉到有修改美术史某些章节的必要。传统的绘画史研究（尤其是宋至清代）逐渐缩小成美术史的一个特定分支，而那些以新材料开辟新领域的美术史家逐渐摆脱了争取主流认可的边缘境地。美术史学科呈现出既和其它人文学科交叉而又同时努力寻找自身定位的状态。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与中国考古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这种联系日显增强的趋势。近年来，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由单向的影响提升到良性的互动程序。考古新材料及其支撑它们的考古学给美术史在对象、方法和观念上都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并由此给后者带来了转变与新的发展机会。考古学对中国美术史学的直接影响，不仅表现在实物材料的发掘与调查成果方面，还体现在方法与观念的层次方面，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联结美术史学与历史学的桥梁。本文试图分析这些影响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分析美术史学内部得以接受其影响的因素和学科环境，及初步涉及本学科进一步发展和自立的某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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