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给党中央的信我现在送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的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当我逐渐明确地感到了我的体会同时也是对应着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这才真正打痛了我自己，也终于解放了我自己。在我走过来的路上，由于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于革命斗争发展的感受，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通过对于四中决议精神的体会，这才比以前数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就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如果不是把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看作同一的内容，如果不是对于集体主义的信赖，那我就无法得到在这二十多年的路上走了过来，坚持了过来的基础。如果当我一度被排出了革命阵营以后不是抗战一开始就找到了党的领导，得到一些同志、特别是周总理的带领和关注，带着我通过一个一个的包围圈斗争了过来，逐渐提高了我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和信赖，那我就很难在那样复杂诡诈的环境当中争取到一些工作条件，在党所领导的总的要求下面做了一些微小的斗争的。正是因为这，当正视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所造成的失败和失责，无论是对于党或是对于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负债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本书前言胡风究竟是怎样“反马克思主义”的呢？这里按照笔者个人印象的次序，先谈谈他当年特别引人注目的几个论点。一、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个论点是有来历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胡风原则上是拥护的。问题是：什么是新文学的民族形式呢？围绕这个问题，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化名人们纷纷参加讨论。有人著文宣称，以唱本、弹词、章回小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民间形式，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民族形式，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形式则应彻底加以批判和取消。不少人虽然在次要方面提出商榷，基本上是附和这个观点的。胡风最后写了一本专著《论民族形式问题》（1940），从世界文学的创作经验出发，断然否定以传统民间形式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形式，热情地推崇“五四”新文学形式，也就是鲁迅小说、散文所采用的文学形式，正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的民族形式，虽然他并不反对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民间形式加以改造，以应一时之需。然而，民间形式论者抹杀宣传需要和文学建设的界限，宁愿牺牲后者而保存和推广前者，便判定胡风“主张欧化”、“民族虚无主义”、“轻视人民群众”等等。还有人自己拿不出完整的见解，却对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胡风轻薄地嘲笑了，认为他“不自量力”，“不尊重解放区作家”云云。二、鲁迅早年就以改造国民性为新文学的重任，以“表其不幸，怒其不争”表达自己博大的胸怀，并以《阿Q正传》、《药》（特别是华老栓拿烈士的鲜血蘸馒头，来为儿子治病一节）等杰作使广大读者为之震颤。胡风继承了这个悲壮的职责，向作家提出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课题。他更指出，这不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反之是作者和人物一起进行自我解剖的痛苦过程；还令人信服地举例：阿Q画圆画成瓜子模样而不禁羞愧，正是作者作为阿Q同样跪在地上的感觉。从此，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一些严肃作家中间通过深沉的思考和感受，引发了对千年来远未消失的封建压迫的警觉和仇恨。然而，某些评论家们却认为，揭露“创伤”是对“通体光明”的人民的污蔑，是为反人民的阶级敌人张目。在他们看来，作家笔下只能出现完美无缺的人民代表，即后来“四人帮”所发明的“高、大、全”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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