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要局限于四川盆地而是超越盆地的盆缘，那么，在三星堆文化人们可资利用的矿床资源方面，我们还会发现，三星堆文化区距离中国地球化学急变带，尤其是华夏·扬子地球化学边界并不远。朱炳泉先生从地球化学边界这一新的视角，对大型和超大型矿床和大型矿集区的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超大型矿床与地球化学急变带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见解，并抽绎出了地球化学急变带大型和超大型矿床产出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在朱先生的地球化学分省图上，华夏省与扬子省的地球化学边界控制了中国南方90％以上的超大型矿床，这些矿床包括了铜、锡、铅、锌、金等青铜时代人们已经可以利用的矿藏，其中金沙江成矿带、康滇块体东缘东川·会泽大型矿集区等都位于三星堆文化区西南不远，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在寻找矿床资源的时候也有可能涉足这些矿区，或从这一地区人们的手中购买所需要的原材料。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以及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的重要见解。金先生还根据三星堆青铜器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大墓青铜器普遍存在着异常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三星堆青铜器更是全部都含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而目前已知的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几处矿山，都在滇东北地区，从而暗不了这，些青铜器的矿物原料中有来自西南地区多金属矿床地的原料。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的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这些研究，如果结论是可靠的话，三星堆文化的人们的活动空间可能就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的认识。因为，按照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比值研究结果，商代长江中游地区乃至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都有原料来自西南地区，而在西南地区，目前知道的与长江中原吴城文化和中原商文化有联系的青铜文化只有三星堆文化，据此推之，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在吴城文化和商文化的人们获取青铜器某些原料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然这种推测在目前还具有相当的冒险性。四川盆地群山环绕，盆地东面横亘的大巴山、米仓山、巫山和秦岭等高大山脉，给人们以相当大的误解，不少人认为，四川盆地自蚕丛开国以来，就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直到秦灭巴蜀前夕，四川盆地内的蜀国才与秦国之间建立了联系。汉晋时期就广为流行的五丁开道的传说，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反映。这个传说的大概内容是：“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好像四川盆地与关中地区之间直到秦惠王时才有道路相通。这种错误认识，经过李白《蜀道难》诗的渲染，更给人以四川僻处西南群山之中，与外界交往开始很晚的感觉。事实上，四川盆地与外界的通道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困难，四川与东方交通道路的开辟也不像有的文献说的那样晚。无论是；从文献材料还是从考古材料来看，四川盆地与中国的中心地区的联系都是开始很早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以及中原地区之间技术上、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就很能说明问题。三星堆文化中的陶鬶的情况与陶蚕相似，它也是一种下有三只袋足的分裆容器，其整体造型很像袋足封口蚕，但口部敞开而不封闭，口部前段还有略为凸出的流。陶鬶是造型复杂的器类，它产生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经历了龙山文化的发展，变成了冲天流的形态，这种冲天流从龙山文化早期到晚期，流的长度从瘦高变得低矮，到了夏代，陶鬶发生和流行的山东地区已经基本不见这种陶器的存在，而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及其西南的江汉平原地区，却出现了一种流更低矮、且向前倾的陶鬶。三星堆文化的陶鬶的形态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陶鬶的一种样式相似，但流已经不向上侈，成为口沿前端一个半圆形小槽的平流鬶，其形态应当排在二里头文化陶鬶之后。我们知道，四川盆地龙山时代的宝墩村文化和哨棚嘴文化中，几乎不见三足器，更不见袋足器，而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文化中却都有包括袋足器在内的三足器存在，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这类陶器风格应当来自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我们之所以推断三星堆文化的袋足封口盉和袋足平流鬶是从二里头文化中传播而来，而不是相反或三星堆文化独立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蚕和鬶都是造型相当复杂的器物，三星堆文化的这两类陶器不仅在造型上，而且在细部装饰上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二者不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创造，而是文化传播的产物。其次是二里头文化的这两种陶器都可以在当地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找寻其渊源，它在二里头文化中从最早的第一期遗存中就已经存在，陶盉还一直延续至最晚的第四期遗存中；而三星堆文化最早也不过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际，这两类陶器的流行年代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并一直沿用至商代晚期的十二桥文化偏早阶段。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益、鬶类陶器形态风格上的相似性和流行年代上的连续性，既说明这两个文化这两种陶器间存在着源和流的亲密关系，并—巳这两种陶器复杂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特征可能还暗示了两种文化的部分人们具有共同心理素质和血缘关系。三星堆文化的陶豆有两类，一类为高柄豆是三星堆文化中另一类与二里头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典型陶器。在三星堆文化第一期遗存中，陶高柄豆有三种基本形态，这三种豆的形态差异主要表现在豆盘上：一种是小浅盘豆，一种是大浅盘豆，还有一种是深碗形豆。三星堆文化第一期的大浅盘豆的盘壁倾斜，口沿宽平，类似的陶豆豆盘虽与二里头文化中不完全雷同，但只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遗存中有斜盘、平沿的高柄豆形式。以后三星堆文化的这种陶豆的豆盘折曲，沿部变窄；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的浅盘陶豆的唇部也逐渐下转，两者的形态差异越来越大。三星堆文化第一期的深碗形豆的豆盘斜壁微弧，圜底小柄，类似的陶豆在二里头文化中只见于第二期偏晚阶段，如打破二号宫殿基址下层夯土的77—78H11的陶豆。陶豆的造型虽然不及蚕、鬶复杂，在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村文化晚期遗存中也有少许高柄豆发现，但三星堆文化的陶豆与二里头文化陶豆的豆柄都具有相同的上部膨大的形制，并都有从上下粗细相当到上粗下细的演变趋势，这种比较奇特的细部形态的类似应当反映的是文化传播上的联系，说明了三星堆第一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遗存在年代上应当是接近的。铜罍也是一种大型盛酒容器，标准的铜罍为小口直颈，圆肩上设一对兽形耳（耳多衔环）可以提挈，下腹后部有兽首环形鼻以便用钩子提起倾倒酒浆。西周时期铜罍有自名者多例，它是名形关系可以论定的为数不多的青铜酒器之一。《说文解字·木部》释榀（罍）为“龟目酒尊”，《广雅·释器》也将罍释为“蹲也”，可知罍为尊属，它与尊不同的只是尊为长颈大口而罍为直颈小口，尊有较高的圈足而罍圈足低矮甚至没有圈足而已。在西周时期的十二桥文化中，铜罍代替铜尊成为最重要的祭祀和礼仪用器，迄今为止已经出土了多组排列有序的铜罍，如1960年在彭县竹瓦街出土铜容器8件，其中罍5、尊l、觯2；1980年在彭县竹瓦街又出土铜容器4件，全为铜罍；这两个铜器群的年代都为西周早期，其中彭县竹瓦街一号铜器窖藏的五件铜罍，“一大而四略小，四略小者，每两只的大小、形制、纹饰大体相似，故可视为两对”。三星堆文化的铜罍与以后的铜罍形态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更类似铜尊的铜容器，这种铜器在中原地区只流行于商代前期的殷墟早期以前，与以后真正的罍在时间上正好先后衔接，所以尽管不见有自名为“罍”的这类铜器可以证实这类铜器的形名关系，但研究者通常还是习惯称这类铜器为“罍”（严格地说，称“罍形器”恐怕更恰当一些）。这种罍形铜器在中原地区出现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期及白家庄期，如河南郑州白家庄二号墓和向阳食品厂铜器窖藏出土罍形铜器，三星堆文化中的罍形铜器最早出现不早于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的罍形铜器如同铜尊一样，也应当是模仿中原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同类铜器。不过，在三星堆文化中，罍形铜器虽然是铜容器中仅次于铜尊的重要器类，但它在祭祀和礼仪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能和铜尊相提并论，铜罍地位的上升和取代铜尊的地位，那已经是商代晚期的十二桥文化时期才发生的事情。三星堆王国的人们看重铜尊，这首先体现铜尊在整个铜容器的数量比例上。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共有铜容器23件，其中铜尊占14件，罍形铜器只有6件。尊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在其他文化中绝无仅有。这些铜尊的基本形态和纹饰与中原商文化大致相同，但在总体造型和细部特征上却有明显的不同。尊的体态瘦高，口沿上勾如盘口，圈足周壁较外鼓。类似的铜尊在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多次发现，如陕西城固县苏村和五郎出土的铜尊、湖北江陵县八姑台铜尊、四川巫山县大昌铜尊等。三星堆器物坑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尊出土，说明三星堆王国铜礼器的中心就是铜尊。关于这一点，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出土有一尊高仅十余厘米的小型顶尊跪坐铜人像（编号为K2②：48），也很能说明问题。该铜人像的最下方为铸有透空纹饰的圆台状器座，台顶跪有一人，人像头顶套在一件圆折肩兽面纹尊的圈足内，双手扶着尊的腹部，一副惟恐头—亡尊倾倒的样子，尊的口部覆盖有可能是钮部已残的器盖或是其他什么造型器物的底座（图3—3—1）。这座顶尊跪坐人像的头部形态与三星堆众多的青铜人像和人头像相同，其体量很小衣着为普通的束腰短褐，他无疑应是普通的人，并且其身份可能较低，非大铜立人像等可比。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铜像，它形象地反映了古三星堆文化及其稍后的人们将铜尊作为中心礼器和崇奉对象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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