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术是应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权谋术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令人赏心悦目，击节赞赏。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最为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权谋术其实无处不在。中国的历史，从中国最早的文字史料如春秋时的《左传》，一直绵延到今天的各个领域，权谋术一直在里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不过人们对此避讳而不谈罢了。人们避讳谈论权谋术，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传统重伦理，讲道义，强调以仁孝治天下。而权谋术则为道、法诸家所重，但到了东汉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权谋术被视为阴谋智术而受到贬抑。二是权谋术也确是双刃剑。它固然是克敌制胜的谋略和战术，但如果不与理想和道义相联系，也确实可以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有利武器。事实上，野心家、阴谋家喜爱玩弄权术，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道义，不那么光明磊落，因此必须借助于阴谋。中国传统中有“道”、 “术”之分，所谓道，与宇宙人生相关，和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相联系。而术，却只是达到某种眼前的、局部的现实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于国计民生了无相关。前者是智慧，而后者才真的是阴谋。但就其谋略本身来讲，你很难判定它是道还是术，关键在于为何所用。实现个人野心，谋取个人利益离不开谋略，而要一展宏伟的政治抱负，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同样需要谋略；在政治斗争中，造谣中伤，投机钻营，需要谋略，而铲除奸佞，保全自身也同样离不开谋略。而我们今天介绍权谋术，绝非鼓励人们去玩弄这些权术，而是首先使人们认识到权谋术的双重性，立本修身，吸收其积极因素，并把这种艺术巧妙地运用到正当的人际关系和工作中去。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权谋术在我国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很少并不等于没有，说很少无非是与它的极为广泛的应用相比较而言罢了。从相传为姜太公所撰的最早一部兵书《六韬》，到《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一直到明代刘基的《战论》，虽然形式上是兵书，但里面的智谋完全可以、事实上也运用到了其他的领域中。陆贾和汉高祖刘邦争论，说马背上得天下，却并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使刘邦怦然心动，要他把所想所说的写出来给他看。于是陆贾就撰文十二篇，据说他每写好一篇，就拿去给刘邦看，刘邦看了连声叫好，左右三呼万岁。刘邦把这些文章辑在一起，起名叫《新语》。《新语》里面谈到的也正是谋略。此外，刘向的《说苑》、刘基的《郁离子》、冯梦龙所辑的《智囊》，都属于这类著述。而《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因为里面描写的多是谋略，因此才脍炙人口，得以广泛流传。政治家们闭口不谈权谋术，却深入钻研，并把权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就像军事家善于打仗，却没有留下兵书一样。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传世，不等于没有理论，也不一定没有总结，而是有的人把自己的心得作为秘笈，不以示之而已。这里辑录注释的《残卷》，传为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所著。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他生逢明代由强到衰的转折点，任首辅十年，大力回天，使本来已一蹶不振的大明王朝重新焕发了希望和生机。他目光远大，见解深沉，加上一系列适宜的政策和严明的法纪，惩治了腐败，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也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他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 “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赞誉他为“宰相之杰”，二十世纪为他作传的朱东润也称：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朝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的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对张居正作了生动地描述：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张居正早慧，据说他本该十三岁就中举，因为湖广总督顾磷爱惜人才，担心他过于顺利，少年得志，会自满起来，葬送一生，就叫人没有取他。三年后居正中举，顾磷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勉励他要为国成材。张居正熟读经史，不然以后也没法去指导皇帝读书。他也深通权谋之术，不然就无法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生存，更遑论权倾朝野，一手遮天。这部《残卷》并不见于《张文忠公全集》，称为《残卷》，也只是后人根据汇集整理张公有关权谋经籍而起的名字。因为这是清末人在拆除旧宅时发现的几本纸卷，因为年代久远，加上鼠啮，已经残缺不全了。只是上面注明是明代张居正所撰。后来因为战乱，此纸卷早已失落。现在的版本是源自一位日本学者当年的手抄本，藏在东京帝大的图书馆中。张居正为官之初，严嵩当国，他郁郁而不得志，曾请假三年，回到家乡江陵，在读书和诗酒中度日。很多人把他的这一阶段的人生看成是消极的，我意不然。这固然是见势不可为，而全身避祸之道，但未尝不包含了养精蓄锐，以求日后一搏的雄才大略。最重要的是，他以前虽熟读经史，但都是以空对空，而现在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联系现实去读，效果自然不同。我想他可能把读书的体会和心得随手写下，作为日后从政的秘笈。很有可能，这部书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没有收入集中，可能是要避开嫌疑，也可能这并不是他悉心写出的作品，不想以此传诸后世。另一个可能是，这是他后来为皇帝授课时的提要。当然，也不排除是别人写的，误当作张居正所作，或是他人托名所为。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权谋术著作，这部残卷的参考价值是无可怀疑的。现在对这部残卷加以注释，并附以相应历史典故、人物简介，并加以阐发，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至于原作中有观点错误之处，或本人在译注时有所纰漏，敬请读者加以批评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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