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发挥联合国的影响力我认识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诺罗敦·拉那烈王子已很久了。他年轻时曾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当过我的助教。拉那烈言行举止有其父之风，但缺乏亲王政治上的老练。尽管他有缺点，他和他的奉辛比克党对联合国实现在柬埔寨创建多党制的目标至为关键。我私下对明石康说，争取从日本非政府组织中筹集资金来帮助培训和加强各参选党的能力。这也许会被批评为外部干涉，但我觉得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党竞争机制，这必不可少。洪森政权不让拉那烈乘自己的飞机去全国各地竞选，联合国部队借给他一架直升机。民主选举对柬埔寨建立一个新的合法自治政府至关重要。但是柬埔寨人民未曾沐浴民主文化的洗礼，未来几年也不会。明石康确实筹到些钱并有重点地分发下去。然而，我相信洪森是柬埔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不论是否搞多党制，他总是关键的决策人物。我要尽全力确保选举的真正自由与公正。同时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洪森肯定会进一步占据柬埔寨政治舞台的中心，没有其他人能在权威、毅力和政治技巧上同他匹敌。在王宫中我再三请求柬埔寨四个政党彼此相互容忍，提醒他们不要认为联合国的帮助理所当然。我说联合国甚至会动用武力，尽管我知道安理会不会走到那一步。1993年4月7日我到达金边，竞选运动如期开始。5月中，选举所需的物资、选票和选票箱运抵金边。来自45个国家和国际议会联盟的900名观察员和5万名柬埔寨官员监督选举。联合国电台每天播音15个小时，还建立了中转站扩大播音范围。日本政府捐赠了数百台收音机分发到柬埔寨全国各地。红色高棉散布恐吓信息，说不投票给红色高棉的话将遭到报复。联合国电台极力予以驳斥，强调投票将会是秘密的。4月8日我用法语在电视上向柬埔寨人民发表讲话。我说上百万的人登记参加选举，说明柬埔寨人民想要得到自由、公正和民主。“我已要求你们的领导人放弃暴力、威胁和恐吓。你们也不要理睬恐吓。记住，你们的选票是秘密的，没有人会知道你们投哪个党的票。为了你们的子孙、为了柬埔寨未来的和平与繁荣，请依从你们的良心去投票。”尽管有联合国监督选举，投票前数周不乏暴力与恐吓。柬埔寨四党均有成员遭到伤害甚至被杀。各国官员和记者再三建议推迟选举，都被我拒绝。4月最后几天，红色高棉撤走了驻在金边的工作人员。有人说这表明红色高棉将进攻金边。同事们劝我将联合国人员撤至安全区。我说家属可以撤离，但工作人员不能。我认为红色高棉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全国性的威胁。其实我很担心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但是必须这样做。我觉得除了靠我的政治直党外别无选择，而直觉告诉我：联合国必须承担风险，使选举按计划进行。4月28日，明石康打电话说局势在恶化，红色高棉的挑衅愈演愈烈。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机构被迫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此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平壤接见乔森潘，乔请亲王支持红色高棉。后亲王又去了北京，称大夫让其休养不宜奔波。我向亲王捎口信说，计划于5月6日召开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会议的地址，可以由金边改为北京，届时明石康将飞抵北京出席。我意在迫使亲王返回柬埔寨。1993年5月21日，红色高棉攻击一联合国下属的中国工程队，其中两名成员被杀，七名负伤。安理会对攻击予以一致谴责，呼吁柬埔寨人民行使他们的选举权。5月22日，如我期待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到金边，使红色高棉破坏选举、迫使联合国机构撤出的目标未能实现。后记：这是一本关于我们怎样丧失了一次建立一个一致认同的冷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结构机会的书。在近代，每次重大冲突结束都要求世界各国重建一种可提供稳定、合作以及使进步成为可能的关系体系。过去，战后建立一个新兴国际关系体系所需的时间一般在5年一7年。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使欧洲几百年免于重大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和“国联”的创立因存在重大缺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导致了另一场世界性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人以1945年于旧金山创立的联合国为中心，尝试设计出一个稳定、公正及合作的国际秩序。当时，作为一名年轻人的我怀着敬畏与崇敬的心情关注着这一时刻，自此在感情上即对联合国充满了信任。联合国为实现文明社会形成以来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机会：全人类一起理性协商、寻求保持安全的共同途径、一起行动展现宽恕胸襟、保卫自由、追求正义和未来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但1945年联合国创立带来的这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时期却随冷战爆发而很快结束。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义不容辞地——我作为秘书长同样如此——全力投入了创建后冷战结构的进程之中，同冷战后所剩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但未形成一种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来面对21世纪，联合国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自身却在这些年受到了严重伤害。后冷战国际体系尚未建立，后冷战时期已经过去，一系列戏剧性的重大事件自始至终都在烘托着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迫使伊拉克军队离开科威特的美国领导的联盟是在安理会授权下组成的，联合国一系列没有前例的决议形成了世界对战争引发问题的处理方法。而在这一时期结束的1995年末，由美国在俄亥俄代顿主导的谈判中，旨在为波斯尼亚建立一个统一、多自治体国家的协议则有意将联合国排除在外。这期间，一种固定模式重复出现于涉及关键成员国与秘书长的重大问题处理上。他们明知道我无权发动改革，却要求我做改革这样的事。与此相仿的还有，他们不向联合国提供所需要的武装力量与授权，却要求联合国终止冲突。他们一方面期待联合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使其深陷财政危机之中。整个90年代的前5年，许多关键的国际性挑战需要联合国与美国之间进行最密切的互动。当美国没有实质卷入，允许联合国出面做工作时，如在莫桑比克，其行动就取得了成功。当美国觉得对联合国有政治需求时，如在海地，其行动也实现了主要目标。但当美国希望积极介入，同时又在实际上避开困难决定时，如在波斯尼亚、索马里以及卢旺达，联合国就会为美国所误用，所滥用，所指责，其行动就会悲剧性地和可怕地导致失败。有人说我在联合国期间“亲第三世界”，而其中的意思经常是指“反对西方”。毫无疑问，我来自第三世界，但我也是亲西方派；我几十年来所受教育、公开发表的作品、正式立场应该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我依然认为，无论何人担任秘书长，无论他来自世界的哪个地区，都必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在一个拥有许多大国和富国的世界里，给予那些因种族、性别、宗教、年龄、健康、贫穷或其他什么原因而被边缘化了的国家以关注，正是联合国应尽的职责。这种职责自然要延伸到遭受忽视或忽略的诸如非洲发生的战乱形势上，这里因冲突而导致混乱的程度常常超过广受国际社会与媒体关注的巴尔干与中东地区。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对付的重大问题就是与第三世界相关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联合国一定要继续成为弱势或被视为弱势民族的主要代言人，以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帮助他们在全球经济大潮中找到成功的途径。单一的超级大国霸权是一种过渡现象，但全球化则是迄今无法预料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全球化包括许多不同的侧面：资本流动，商业，技术，信息，环境变化，毒品走私，犯罪，恐怖主义。每一方面的全球化都有其规律和步调，并出现各自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注意这些问题的真正惟一的全球机构就是联合国。联合国缔造者的理想，不仅是根据1945年在旧金山设想的那样使该组织发挥作用，而且还希望该组织能够自我转变，以有效适应一个必定并将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发生变化的世界。我坚信这样的转变仍然是可能的，是会取得成功的——如果美国允许它这样做的话。本书前言这本书是关于联合国的最重要、最实用和最有趣味的著作之一。我这样讲是有充足理由的，在此仅列举其中五点：第一，本书作者是一位从事国际法及国际组织问题教授达40年之久的学者。他第一部关于国际组织的著作发表于1954年，那是一本分析透彻、观点深刻的教科书。第二，作者先后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副总理达18年之久，目睹了许多历史变迁，并亲身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在萨达特总统和穆巴拉克总统时期，他由于接近决策者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纳赛尔总统时期，他也是政府顾问之一。加利博士身处中东这一动荡地区，在埃及数届政府中任职，而这些政府的政策方向又各不相同。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部长。第三，加利博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一个哥普特人（埃及原住民的后裔——译者注）。他的妻子是一个犹太人，家境也很富有。尽管如此，他仍投身于艰巨的事业。在纳赛尔时期，他在著作中宣传社会主义；在萨达特时期，他陪同萨达特总统于1977年11月完成了冒险的耶路撒冷之旅；在穆巴拉克时期，他是总统外交事务的重要顾问及非洲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在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埃及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加利博士以其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著称。他与其他几位教授共同创立了经济与政治学科，他还创办了《国际政治》季刊和《阿克萨迪》经济周刊。第五，加利博士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五年期间，积累了有关联合国系统的直接经验。在他当选时，关于他，关于他与美国的关系曾有过种种猜测。他目睹了世界政治格局由复极变为单极，他经历了联合国的沉浮。联合国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维和行动无论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对加利博士本人，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的“和平议程”、“发展议程”及“二十一世纪环境议程”等报告，虽招致很多国家的不满，但它们都是联合国的重要报告。这些报告有时被频繁引用，也有时遭到冷落甚至批评。《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是对联合国文献的巨大贡献，作者本人曾深深卷入联合国事务。尽管加利博士熟诸外交和国际政治，但他在秘书长任内却领略了“强权即真理”及“权力支配一切”的深刻教训。他曾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讲授这些问题，但他在做部长时却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更是忽略了这些问题，最终自己成了牺牲品。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加利博士是倔强的，这也导致了他的下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错误的。情形有时恰恰相反，但政治终究是政治，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理想有时支配了他的行动。我在开罗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加利博士；在他任部长期间曾与其共事；他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是埃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1991年，我曾在埃及外交界努力帮助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并且作为埃及代表目睹了他任秘书长的所作所为。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与许多阿拉伯、穆斯林及第三世界国家对立；几周后，英国开始对他不满；在任职中间，他又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尽管他无论作为一位教授还是一位部长都是一个和解型的人，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似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我崇拜的老师，我以自己是他的学生而自豪。我相信，联合国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秘书长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在一个需要保持低姿态而不是锋芒毕露的职位上，好人总是待不长久。读他的书能够帮助人们更深人地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大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而小国总是充满了失败感，尽管它们中的一些人以坐在插有自己国家国旗的座位上举手发言或投票而沾沾自喜。深人分析海湾战争、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危机，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很多小国的人民向联合国求助，呼吁联合国蓝盔部队帮助他们解决危机时，联合国内部利益和观点互相冲突的集团之间是如何达成妥协的。中国支持加利博士竞选担任和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是明确的，并赞成加利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加利博士不仅在中国领导层，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都很受欢迎。我目睹了他离任后于1999年9月访问中国的情景。每一个在街上、公园里或飞机上见到他的中国人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一起拍照或请他签名留念。或许中国人喜欢他是赞赏他反对超级大国的立场；或许是出于对埃及古老文明的崇敬——加利是埃及的伟大儿子；抑或是出于中国人民的善良天性——中国自己也属于我称之为“古老文明俱乐部”的国家，曾有过屈辱的历史，现正在摆脱过去的苦难，走上迅速发展之路。我深信，加利博士将以他的优秀人格、他的远见卓识和鲜明立场而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人们也会感激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而我，作为埃及驻中国大使，一名老外交官和加利博士的学生，以能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而感到自豪。埃及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2000年8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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