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导言钱穆原名恩荣，字宾四，民元（1912）易名为穆。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卒于1990年8月30日。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建立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在二十世纪的史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钱穆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述丰厚，对传统文化诸领域都有研究，但主要归于史学。其史学包括历史（主要指通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学术思想、文化，他在这三大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学术思想是钱穆学术的重心，即治学的主线。在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代学术等方面都有创新。于诸子学，他从先秦学术思想史出发揭示了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并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建立了诸子互动的学术系统。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经考证老子为三人，而混三为一自《史记》始。至于《老子》，则从其书中的理论推测书的时代背景，从先秦思想发展线索，以及语言文字等角度，证明其书为战国晚期作品。又以史家的眼光从动态角度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然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汉之际，表现为一个过程，以《易传》、《中庸》为代表的秦汉儒家起了主要作用。钱穆治经学同治诸子学一样，从史学立场出发，泯合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门户之见。注重经学的渊源，强调儒家典籍在先秦不称经，经学产生于汉代，“六经”也为汉儒所为，还孔子与“六经”历史的原貌，其深意在破今古文门户之见。他把经学发展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并对经学在不同时期特点进行研究，勾勒出经学发展的辙迹。他把人文主义、注重历史、天人合一、通经致用及教育等概括为经学精神，并本着这种精神，阐述了考据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的经学方法。《易》学与《四书》学也是他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独创一套《易》学、《四书》诠释的新体例。另外，揭示《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描述其义理的演进过程，突出《四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钱穆于玄学、佛学也不乏特色。他揭示玄学的精神为“个人自我之觉醒”，主要研究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郭象这三家六宗的思想，并由此追述了玄学的渊源、发展、流变。他对佛学，并非一概加以拒斥，对佛籍、佛教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以及发展与流变，都进行详细考证，指出佛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突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意识与较强的生命力。钱穆也非常推崇理学，称理学为“大我之寻证”。认为宋明儒是平民儒，无论在师道、学术，还是在治平方面大有返回先秦儒的风格。正如先秦儒融合诸子百家，扩大儒学一样，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老，形成一代新儒学。基于这一总体认识，他从史学角度贯通理学，揭示理学发展的渊源、发展与流变，泯合了所谓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绝对对立。对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则是理学的重心。他把朱熹与孔子并举，突出了朱熹在孔子以下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接着分别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方面具体研究朱熹，揭示了朱熹作为一代通儒，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特征，体现了从朱子原书治朱子的精神。钱穆还对王阳明学术进行探讨，肯定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他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宋代理学所留下来的问题，如朱陆的对立、儒佛的抵牾，在他那里基本得到解决。清代学术思想是钱穆治学术思想史创获颇多的领域。他称清学为“民族精神之发扬”与“物质科学之认识”。他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集中在其学术的渊源，以及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与流变上。后记：后记我研究钱宾四先生学术始于1993年初，这要感谢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兄，是他把我领进宾四先生学术的殿堂。已经出版的《钱穆评传》是我们合作的结晶。该书出版并得到好评应归功于他。由于时间较紧，一些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便开始写一本研究宾四先生学术思想方面的专著。初稿写完后又去忙于其他项目。去年二月应郑大华兄之约参加戴逸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中的《钱穆学术思想评传》一书撰写，于是把已经写成的初稿加以修改完善，形成此书。本书除导言、结束语、附录、后记以外，共分九章，分别对宾四先生学术交往与思想渊源及著作，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代学术史（上下）、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本书的提纲是根据宾四先生治史的特点及逻辑设计的。他的历史学主要包括学术思想史、历史（主要指史学的理论、方法、门类等）、文化三大部分。治史的逻辑是，先对历史作通体研究，把握一般史学理论、方法，然后把历史平铺开来，分门别类地研究部门史，主要是学术思想史，最后回到文化。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历史只是外表，文化则是内容，只有在文化中，历史才最终完成。于诸史，他最用力，最有创获的是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基于此，本书除对学术交往与思想渊源及著作探讨外，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其中清代学术史分二章，以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为殿后，大体反映了宾四先生的史学特征及路径。本书与《钱穆评传》相比有以下特色：第一，结构不同。除历史与文化研究之外，有七章论述学术思想史，表明本书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这反映宾四先生史学的特色。第二，对宾四先生的思想来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把他的学术思想来源归结为晚清民初，当时的新史学、经学中的汉宋兼采、诸子学复兴、国粹主义等，都是其思想来源。其思想发展脉络是先从文学入手，转而治经学、子学，最后归于史学。第三，给宾四先生学术定位，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得失。把他的学术置于晚清民初学术史考察，侧重与同时代人比较，突出他的文化史学特色。由于他的文化史学以学术思想史为重心，因此尤其突出在这一领域，如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清学等方面的贡献。另外，也指出他学术思想的不足，如治史感情因素偏重、只从文献治考据等。第四，介绍了宾四先生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出版修订情况及原因。同时也介绍了当前学术界研究他的概况，并给予评论。最后对戴逸先生、曹鹤龙先生、刘卓英女士、房德邻先生、大华兄给我机会出版此书，表示感谢。也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弟弟多年来的帮助与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我的研究是初步的，书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汪学群于北京安华西里1998年元旦本书前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戴逸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灿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作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需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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