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40年代战后电影产生于战后中国社会土壤，同时又得益于30年代新兴电影运动标举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平民思想的培育。30年代，大批电影艺术家，努力把自己置身于时代洪流，寻找电影在时代与民众中的位置，在各式各样的新题材、新方法中反映社会下层命运与人民疾苦，描摹与映示民族危亡，表达抗日救亡和对人民革命理想的憧憬。而“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则强烈地震撼着电影家的创作心弦，在趋向于抗战电影的纪实性和通俗化的过程中，他们纷纷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来渐趋成熟的艺术个性，在民族意识的自觉与民族战争的推动下，迅速转向了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具体内容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呼喊。尽管战争比任何艺术思潮和社会思潮都更具推动力，某种意义上使整个民族电影消减了艺术发展进程，但抗战电影对中国人的现实处境所作的关注和把握以及自觉追蹑时代的意向，毋宁说仍是对30年代新兴电影轨迹的承继，同时也是战后电影发展的先声。战后电影，被置于文化与历史前台，富于艺术的张力，努力寻求电影艺术新的生长点，但其基点，仍在以突出的平民性品格为旨归，并时时在在由时代获致启示；其成就，仍存在于电影家主体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对应和对话关系之中。可以说，有着一片花朵簇拥的繁盛景观的战后电影，在历史延续与精神演化的可塑性中，充分表现自己的活力与丰富性，恰也正是以平民性的思想把握与表达时代的结果，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如何真实、具体、细致地把时代生活呈现在银幕上，怎样艺术地把握与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环境，如何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精神与电影意识指引下进行创作探索，并为自己的作品确立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些方面，战后电影和30年代电影有着很显然的历史的差异。就如同30年代之成为电影史上的活跃和辉煌时期首先是“九·一八”、“一·二八”以后的中国社会造就的一样，40年代战后电影，也是与1945——1949年这一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背景同步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但当我们深入检视这一时期的电影发展的特定内涵和规律，认真梳理时代社会现实的不同趋向与演变轨迹，努力理解它们作为重要的介入因素如何不可避免地和电影环境、电影发展趋赴结合的历史脉络时，却发现了战后电影所具的深刻的人文与历史的艺术内容和建设性的艺术史意义，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文思想上的深在的人民意识和艺术创造上的开放的对话性的统一。战后电影的这种总体特质与建设性意义在于，它以极贴近现实的感受与真实、挚朴的态度，直面人生，同情下层人民；以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批判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合理，正视处于动荡与危机中的人民的真实处境与地位；回到个体生存的现实性体味的角度，探入更深隐广大而弥漫的文化境界，在相互异秉的经验背景与感知、认识方式上，各各避过一些模式、框架的羁束。40年代战后电影惊鸿一瞥的辉煌和30年代新兴电影的崛起之间，虽同有它的本土现实根基，但40年代电影所加入的新时代的批判精神与平民化的人民意识方面的复杂内容，实际上表明了电影作为艺术的本质的振发与激扬，以及在变化了的世界中电影与时代作广泛的对话的重要与必要。后记：后记几年前，我有幸经应试成为国内首届电影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电影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少白先生，学习电影历史和理论，治中国电影史。本书即系我攻读电影博士的学位论文。1996年11月11日，该论文通过答辩，成为国内第一次正式通过论文答辩的电影博士论文。前些时候，论文被列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项目，获出版补贴。现在，在此书出版之际，默念老师诸多严格教诲，记忆着学业中的种种复杂而亲切的滋味，心里满盈感激与怀念。谨向李少白先生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向已故的沈篙生先生，向章柏青、王人殷、陆弘石和卜键诸先生致谢，感谢他们对我攻读学位、撰写此著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有关中国40年代电影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目前尚未出现专门著作，本书所做尝试，容或有所缺失，敬请读者批评、指教。作者1998年6月18日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