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志编纂、旧志整理、方志学研究等工作得以卓有成效的开展。首先是方志知识的普及。在当前商品经济时代，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还不识方志为何物，对志书的价值、功用、编修意义的认识几乎为零。因此，还需要广大方志工作者，多渠道、全方位地宣传介绍方志知识，使新志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应起的作用。因为新志不仅有提供决策、保存地方文献的作用，同时还具有“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功用。乡土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民族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也当最早源于乡土。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有待我们去宣传普及。第二，新志的编修有待我们去创新。志书的演变发展史，是一个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从地记、图经到现今形式的方志演进，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实践需要而不断创新的过程。社会事物永无休止地变化、更新，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时代，新志编修更需讲求创新。创新既包括了志书的表现形式、内容，也包括新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但是应当指出，创新决不是指“改制”。如民国蒋梦麟在《续修浙江省志提案》中提议解散方志之体，以编辑年鉴、专门调查及省史三书代之，以及“方志百科全书化”等所主张的那样，另立炉灶。“泥古不化”固然不足取，“数典忘祖”也是错误的。具有2000余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积累，自有它存在的基础与土壤。方志编修创新的途径应当是对相关学科和外来文化进行有选择地改造、吸收和融合，从而使自己获取活力的轨迹。第三，新方志学理论有待建树。新方志学是相对于旧方志学而言的。新方志学与旧方志学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新方志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采用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80年代以来，由于全国新志编修的全面开展，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旧方志学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新方志学的建树与指导，所以加强新方志的理论建设也就成了当务之急。理论离不开实践，由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新方志学的理论大厦尚未竣工，有待我们去开拓、建设。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创造了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如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永不断续一样，未来的方志事业定会超越我辈，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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