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一、收录历代状元人数最多、最全。全书共收录了从唐到清的638个状元。其中，唐148人，五代十国24人，宋118人，辽56人。金39人，元32人，明90人，清114人。另外加上隋的7位进士和西夏国、大西国各1位状元、太平天国的15位状元，总人数达到645人。“状元”一词是对科举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第一名的称谓。“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朝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辞海》884页）殿试最早出现于唐代武则天载初元年（689）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然而，在整个唐代，殿试只在特定的情况下举行，并没有形成制度。殿试成为一种制度是从北宋开宝六年（973）开始的，直到科举制度的最后终结，其问一直成为科举考试中最辉煌和最塔尖的一级考试。从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夺得状元是极其艰难的。古人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的就是三十岁考取明经科已属老矣，而五十岁能考中进士者还算是年少的。由此可知为什么“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了。事实上，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科举人仕奋斗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必能够实现其梦想。从这部书中收录的由唐初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一千二百八十多年间出现的一共六百三十八位状元可以看到，平均每两年中国才出一位状元。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据有关学者统计，自隋至清开科取进士人数约十万多人，而（据有文献可考的）状元则只有六百多人。由此可见，状元人数仅仅与进士人数相比，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因此，状元是科举教育培养出来的封建社会精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极其难得的人才。所以，封建统治者对状元是极其重视的。状元桂冠的荣耀、身份与地位的显赫，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历朝历代的殿试放榜，如同大典。金殿传胪，“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文史知识》1983年7期55页）因为，凡取得状元者，一般都成为朝廷要员。特别是宋代以后，凡取得状元者，往往都成为执政大臣。例如，宋代英雄文天祥，明代著名学者商辂，清代两为帝师的翁同龢等，便是其中典型的几位代表人物。所以，尽管那些王公大臣们权位至尊，但是在新科状元面前，也不能不收敛其势，表现出谨慎、谦恭的样子。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凡是取得状元资格的人，就一定是人才，就一定会对社会，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在这部书中，读者就可以看到，历代状元当中既有文韬武略，满腹经纶的才子；也有空疏虚谬，碌碌无为的书呆子。既有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及其英雄人物；又有违背民族利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败类。但是，不论什么样的人物，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状元，对今天来说，都是值得记载和研究的宝贵文化财富。二、关于隋朝进士人物数量的发掘，填补了隋朝科举制的资料与研究方面韵空白。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介绍历代状元的书籍，对隋朝的科举制度一般都省略不提，更没有专门介绍隋朝进士的。本书则完全不同。即在介绍历代状元之前，先介绍了隋朝刚刚开始的科举制，并且在文中列出了“有文字资料可稽的隋朝进士”七人，以此做为篇首。尽管隋朝科举制度尚无殿试，也不可能产生状元，而且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留传下来的史籍，尤其是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相当少，然而，隋朝毕竟是中国历代科举制度的开端和源头，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文史知识》1983年6期44页）不仅揭开了科举制度新的一页，而且为唐代殿试的出现和状元的产生，为唐宋以后进士科逐步成为最重要和最高级的考试科目在客观上打下了基础。如唐代第一位，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便是隋炀帝大业时的进士。此外，唐太宗贞观时期著名的“房谋杜断”之一的名相房玄龄，也是隋朝时期的进士。三、资料翔实可靠，有据可查考。这部书的撰稿沿用了传统的史籍整理与写作的方法。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人手，通过勾沉发掘、考辨、去伪存真，辑出每一位状元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人物“传略”。读者在阅读这部书时会看到，书中的许多状元，尤其是宋代以前和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的状元，其“传略”是相当“略”的，文字少的只有几句话。然而，就是这几句话，却饱含着作者耕耘史籍所付出的艰辛劳作，有时就是为了要考证一件事、或一个名号、或一个郡望，甚至是一个字等等，作者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遍阅有关史料，费尽心血。就是在这弃捷径，“走弓背”，做“笨功”，“兜圈子”的过程中，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资料翔实、可靠，并且再现历朝历代状元面貌，客观、真实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四、资料较全的专门附录。作者在这部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六百多位状元中的六类情况，做了资料分类统计，并且专门列表，附于书后：（一）历代状元统计；（二）状元之最；（三）连中“两元”（会元、状元）者；（四）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者；（五）兄弟同举、父子连中、几世联登的亲属状元；（六）历代状元位至宰辅者。这六种统计资料表，实际上是对历代状元在资料统计范畴内所做的六个专题。因此，尽管这部分内容作为附录没有列入正文，但是，他在书中所占有的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在对历代状元进行资料发掘与研究中，也有较高的价值。五、编排体例得当，便于读者查找，学者研究。为了方便读者快捷地查找所需要的内容，书中除了目录以外，还编排了“人名笔画索引”和“人名汉语拼音索引”，增加了两种检索方式。这是到目前为止，同类书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最终消亡距今尚不足一个世纪。清朝最后一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去世至今才五十四年。一个原本比较接近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今天的人们说来，已经是遥远与陌生的了。因此，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发掘与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那些积极、进步的优秀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比如，在横向断代或纵向专题研究方面的读物就很少。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不少关于状元方面的图书，而专门介绍“探花”、“榜眼”、“进士”的图书还从未有过。即便已经出版的不少有关状元方面的书籍，其大部分还都限于对人物进行资料的发掘、考证以及生平事迹的介绍，这是需要的，也是基础的工作。而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围绕状元得以生存和产生的历史人文背景，对古代状元整体性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更为艰巨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科举制度的文化内涵得以见天日。《中国历代状元传略》倘若能够在这方面起个铺路石的作用，我们将感到高兴与欣慰。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