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这一本小书，是从1936到1947年间我所写的这一类短文的大部，几经离乱，本来连能想出的，收在这里的这些文章，要不是几个热心的友人的帮助，也都在失落之数，现在居然还能凑集这么一本，不能不感谢友情之可贵，尤其是辶条兄、刘兄、孙兄、敏君，真真的得谢谢他们。我是一个偶然拿笔的人，虽然这点兴趣也增加和鼓励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处在这样的时代里，它也给我带来更大的愤懑和悲哀。我常嚼味着安特列夫的一句话：“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项可悲哀的事”，我虽绝无在文学上成仙入圣的企图，但按真正严格的人生道路说来，时代性的个人选择范围说来，这工作可说是一种“逃避”，而就这样可悲的“逃避”，还是不容易逃避的！这真如对外战争的沉闷期中，一直鞭策我鼓励我，我尊敬的一个友人来信说，就当做悲哀的玩具那样的写一点什么罢，这种在无可如何中获取一点什么罢的悲寂心情，真使我感泣！我那时正在旧式军中，连象狼那样把嘴按在地上出一口气也不行，我充满了一个兵士的阴暗简单的感情，对于刺刀的信仰。……光阴真快，我“病”了近一年，虽然还在不算恢复健康的环境中，但由于爱我的友人的怂恿，我编了这一本小书，“在战斗最激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做过军人的我懂得这道理。所以一边我不禁悲哀的想，这本小书，又算什么呢？我想命名做“悲哀的玩具”，就是出于这点抱歉而暗然的心情的；但有的朋友说，这不行，虽然活在失色的生活里，我们做人不能失色，应该有点火力才行。那么，就叫“热力”罢，我只好暗然的微笑着这样同意了。不过，“悲哀的玩具”呀，我心里要这样大声的吆喝，喊叫。1948年深秋后记：编后记为贾先生编一部比较完全的学术文集，使先生多年来的学术活动成果得以集中体现，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搜读先生的文章提供一点实际的方便，这样的内容作为一个话题，在我们几位近年常在先生身边走动的“徒子徒孙们”之间说起已经不止一次了。先生复出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著作和文集尽管出得不算少，其中也不乏像《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这样的集中反映了先生在某一方面的活动成果的集子，但可能惟其如此，一部系统集录先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里的学术成果的文集的阙如，才尤其使人感到了阅读和了解上的不满足。本来在80年代中期，先生家乡的一家出版社曾经有过出版先生的多卷本文集的计划，并由当时担任先生助手的陈思和老师着手编出了前两卷，但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稿子在出版社搁置多年之后，这套文集的出版计划最终还是被撤销了，而代之以一本薄薄小小、印数仅为1000册的“作品选”。这样的事情在先生自己固然算不得什么，所以尽管只是慰情聊胜于无，他仍旧声气爽朗、胜任愉快地在该书的编后记里表达了对参与其事的个人和“家乡出版社”的“盛情厚谊”的真诚感谢；但我们作为有所期待的先生的读者，对于这样的“本来可以如何如何”的机会的得而复失，偶尔议论起来就难免会有些不平，尤其是当某些七七八八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在你耳边嗡营不止的时候。所以，当山东教育出版社来向先生约编一本自选集，先生因为自己另有两个近作集子正在出版中，担心再编会在内容上出现重复，因而犹豫未决的时候，我是极力鼓动先生接受这一约稿的人员之一。我的理由是，既然山东方面约编的是“世纪学人文丛”中的一种，选题着眼点明显在学术方面，篇幅上的限制又放得很宽，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借机把它编成一本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总结性文集”。也许是我的豪言壮语起了作用，先生不仅应承了出版社，而且还将协编这本《自选集》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然不能空口说白话，而必须在先生的密切关注和细致指点下，高标准、严要求，“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做完之后回头再看，自己倒也还有几处比较得意的地方。首先是在材料掌握方面，我们这次发掘和搜集到了一批首次入集乃至首次发表的原始文献，可以令先生减少一些对本书与其它集子内容重复的担心。这批文献的写作时段相对比较集中，其一是50年代初，先生入狱之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时文、杂感和外国作家评介文字，这次我们从中择出较有代表性的几篇，列入本书第五辑《回归与超越》之中了；其二是80年代初，先生平反复出后在资料室坐班期间，曾受邀出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两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编委”，并陆续担任了其中若干种资料集的“责任编委”，从而留下了一批迄今未曾公开的珍贵文献。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在一大群人协作编选的某书中当一个“编委”，应该只是一种名誉性的身份，不会真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他去过问的了，可是不，此次我们发掘出来的几篇先生写于这一时期的篇幅长大、当初可能仅仅用于指导具体的编选责任人的审稿意见和资料考订文章，证明先生当年不仅过问了，而且“过”得很细、“问”得很深，分明也是在把这件事“当成一门学问来做”。这样一种纯粹“资料”上的“发现”带给我自己的也不啻是一种震撼，我想它所具有的意义应当远远超乎几件具体的资料本身，而更在于使人懂得，今天我们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从事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的深入研究的时候，那些仿佛随处唾手可得、用得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基础文献”资料集，并不是天经地义地就应该以这样而非那样的面貌存在在那里的，而分明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文明成果”；在那些日渐泛黄的册页上默然不语的暗色文字的背后，该有多少像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人和资料工作者的心血、生命、呐喊和抗争凝聚和锁闭其间，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像这样未经揭示或早经遗忘了的。1990年10月，先生曾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之邀，携师母赴日作为期一月的访问讲学，其间曾就《我与胡风的交游史》、《我和社会学》、《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等题目在多所大学演讲，这些演讲的讲稿大多没有在国内发表过，此次我们也尽数收录在这里了。另一方面在本书的体例设计上，我的想法差不多得到了先生的全面认同，也是一件令我颇感得意的事。这一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即本着“总结性学术文集”的编集初衷，努力使先生迄今为止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能从活动时段和活动领域两方面都在本书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和体现。为此，我首先按学科门类切块，将先生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含其它杂学）这几个主要活动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分类辑出，列为《从清理重灾区入手》、《开放与交流》和《回归与超越》三辑（全书第三至五辑），然后再求收辑全面，进而在全面的基础上有所择选，选择尺度的宽严当然以先生自己的衡量为准。又由于先生自始至终都并非那种老死户牖、只知“埋在南窗下读死书”的学者，而是具有着作家、学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兼以经历坎坷，他自身的人生遭际、社会交往、思想行为、学术经历等等本身即是一门不小的“学问”，他的许多以论理形式付诸表达的观点见解，也往往是以自己在现实人生中的经见和感悟为隐含背景和潜台词的，所以要想真正“读懂”先生的学问，还必须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才行。鉴此，我特意辑出了先生的“自述”（《且说说我自己》）和“怀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含“历史题材”杂文）文字，放在上述三辑“论学”文字的前面作为本书的第一和第二辑，以求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种循序渐进、由感性浸染到理性沉思层层深入的感觉。作为附录的一辑十篇“别人笔下的先生”，算是我别出心裁，自作主张收在这里的。历来各色人等状画先生学问人品的文字可谓夥矣，现在我挂一漏万地从中选出几篇来，也算是趁机塞私货，借别人的笔墨就自己对先生的理解作了一回间接表达。知我罪我，好在我们大家都是对先生本人有着真心的钦敬的。最后，本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背面》，起初泰半是为了照应出版社的拟名格式。他们一定要求在“自选集”的副题之上再拟一个“诗意”的正名，一时倒令先生着实作了几天难。最后选定这个短语，当然不是因为它的“诗意”，而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先生在他“座上客常满”的饭桌上和酒后的书房中时常会对我们提起的话头，我们听得熟了，慢慢就深入骨髓，诚所谓“思想里好像有鬼似的”，想人想事很容易就冒将出来，轻易弄它不去。至于它的涵义，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狱里狱外》里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中，倒是有半句可以拿来作一个注脚：所谓“……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大约只能是在这“历史的背面”吧。协助先生编选这样一本《自选集》，令我从中体会到了比较强烈的膝下承欢之感，为了使这种欢喜保存得更长久，现在我把它说出来；编选进行过程中，包括陈思和老师、谢天振老师、严锋兄、宋炳辉兄、张新颖兄以及先生的女儿贾英女士在内的众多师友均曾参与意见，或给予某些实际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张业松1997年11月21日于南区蜗居本书前言代序早年读《水浒》，我对及时雨宋江宋三郎特别注目，尤其是他充军江州途中，在浔阳楼酒店醉后在壁上的题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在我看来，他这段自白中所反映的志向与心态，可以用来概括历史上那些草莽出身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以至洪秀全之类的人生境界，他们都是闯荡江湖的流氓无赖，言伪而辩，行诡而诈，视民命如草芥，无毒不丈夫。正如俄国一个虚无主义头目所说，“他们的心是冷的。”清末四大小说之一的《孽海花》（曾孟朴著）中，有一位官僚说：“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从历史来说，屈原的名气比楚平王大，虽然后者可以贬黜他、流放他，但《楚辞》却千古流芳；汉武帝可以囚禁司马迁，以至割去他的生殖器，但《史记》却是千古绝唱；乾隆皇帝在弄权之余，也算是业余诗人，作品不少，但他的诗作倒不如他大兴文字狱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驰名，而他治下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却名列世界经典作品之列；鲁迅的名声盖过权倾一时的蒋介石；等等。这就叫做历史无情而又有情。历史使人沉思，又给人力量，使人们奋起！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或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于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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