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作其《迎穷文》了。后记：编后记徐秀珊摘录：“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到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底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答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这节讨论人生目的的文字，摘自张中行先生的《我与读书》一文。这是一篇很具分量的文章，故而在张先生谈人生哲学的大作《顺生论》中作为代前言，而置于卷首。在张先生看来，在人生终极的大背景下，讨论人生目的，只能归结为“不知道”。但人类要生存，作为个体的人也要生存下去，解决的办法张先生认为还是中国老祖宗的办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用张先生的话说“率性”也就是顺生，顺着天命的所定生存下去。天命抗不了，孔老夫子说“畏天命”，人类只有“顺”的一条道路。要“顺”而“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就成为可怜”。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存在是很可以悲悯的。但是，虽然如此，张先生又认为，作为个人，生命只有一次，即便在存在的目的上很可以悲悯，因为只有一次，故而要格外地珍惜，“顺着天命的所定活下去……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看看它的脸色”，而反思，体味人生。基于这种人生态度，故而张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写人物的，格外流淌着一种悲天悯人之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先生笔端的人物，总是敬重的，伤感的，有一种幽远的哲思和力量。再摘：“再举一种半老而未掉牙的，是英国罗素在半个世纪前（1938年）著的《权力论》，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友三的中译本。这本书量不大，主旨很简单，是一，权力是怎么回事以及表现的各种形式；二，容易滥用与可怕；三，如何节制。同《论法的精神》一样，其中所讲，我们未必尽信，但总是值得参考。值得参考，是因为，其一，他们所讲，是我们的经史子集里不讲的，只是为广见闻吧，也应该看看；其二，在生活与治道的大问题上，我们一贯是寄希望于善心，结果所得是画饼，而仍想活，并活得如意，就应该看看人家不问善心，在权上打算盘是怎么讲的；其三，人祸的苦难，绝大部分由权来，我们乞援于善心而想不到如何对付权，是空想，人家实际，如果所想对了，并有办法，就会使画饼变为真饼，实惠，为什么不尝尝呢？”这节关于社会的议论，引自张先生《月是异邦明》，张先生虽生于帝制，但思想并不颟顸、人云亦云，而是服膺于“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是张先生做人，也是他为文的一个鲜明基调。在这个基调的笼罩下，张先生的笔锋是犀利的，诸如对社会的腐败，中国人的陋习，当代迷信之风的复起以及各种沉渣的泛滥，张老均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而毫不妥协。冷峻的科学精神与悲悯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张中行老人及其作品的两个基本原则。掌握了这两个原则，我想至少是可读出张先生作品中更深潜的东西。三约一年以前，山东教育出版社来人同张先生商量，出版他一本学术性散文的集子，张先生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不愿意炒冷饭。后来，出版社的同志商之于我，我认为也未尝不可。理由仍简单，因为中国读书市场之大，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没有读过张先生作品的人来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加上出版社恳切的态度，实难拒之于门外。基于这个想法，我选编了这本张先生自谦为《南郭竿声》的选集。如同我在上面所谈的两个原则，选编的文章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学识的，再一部分是有关文学的，尤以写人与写物的为主。读张先生的这本选集，我想，细心的读者是会感受到冷峭的批判力量与悲悯的哲思的。语云：以蠡测海。对于张先生的精神与作品，假如通过我这一点微薄的劳动，而使读者确有所知，我也就感到满意了。1997年冬于北京西坝河本书前言自序记得还是今年年初，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人来，约编一种三十万字的散文选本。近年来我很怕编印散文选本，因为旧货换新钱，必不免有骗读者之嫌。我说明此意，出版社的来人积极性不减，说他们策划的这套《世纪学人文丛》，言明只收能“体现作者学术思想、文化精神”的，与一般的散文选本不同，并且，学者如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等都已慨然应允。季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是我一向非常钦佩的，我想他的慨允，其中大概还有乡土之谊吧。若然，我的进和退就应该兼考虑这山东的乡土。说掏心窝子的话，对于山东的人文、风土，我是颇有好感的。还是举棋不定，只好把情况告诉在编写方面帮我很多的徐秀珊女士，请她决定进退。她多看“学人”和“学术”一些字，认为也无妨编这样一本。我说：“好，比如唱《空城计》，你演诸葛亮，我给你配老军。”其后她就动手选篇目，据她看，大如谈道理，小如谈人、地、杂物，都是与“学”有多多少少关联的，可谓实现了“不同”。她编，有如上城楼唱“我本是卧龙冈——”，我这老军就可以靠城墙安坐，岂不真“散淡”哉。想不到交稿时候又来了麻烦，一是要有作者的序，二是原定的共名（某某自选集）作废，要作者自己动脑筋锡以嘉名。前一个要求好办，可用《史通》说的“叙事”法，泛泛说说经过，至于如何选材、如何编排，那是重头戏，我演老军的可以不管。后一个要求，虽字数有限却很难办，因为既要与内容切合，又要简明雅驯。搜索枯肠多日而不得。最后是参那个“学”字，联系人家有我没有，忽而想到“滥竿充数”这个成语，才绝处逢生。为雅驯，这个成语要化，于是摇身一变就成为“南郭竿声”。南郭者，本不能吹竿之南郭处士也。至于此书吹出之声究竟是什么样子，估计徐秀珊女士的编后记会谈到，那就请到那里去看吧。张中行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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