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先辈们，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追求进步的民主斗士、硕果累累的科技专家、声誉显赫的文化名人，而往往忽略了在中国古老土地上为创立各种各样新式企业而艰苦奋斗的企业界先驱们，这恐怕是不公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一批民族资本家。他们是我国新式工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开拓者，也是学习欧美、日本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先行者。他们在“一缺资金，二少技术，三乏人才”的困难情况下，建工厂，开商店，办银行，搞运输，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他们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束缚，同外国厂商展开激烈竞争，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确立起新的生产方式。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一些久负盛名的老字号店铺的经营者，逐步采用新式机器代替笨重的手工劳动，逐步实行了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从而跻身于民族资本家的行列之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些爱国华侨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富强，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兴办企业，呕心沥血，百折不挠，为促进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到了近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新式工商、金融和交通运输业，那么其处境将是不堪设想的，更谈不上繁荣富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资本家尤其是各行各业的开拓者，理应青史留名，功绩不泯。遗憾的是，在建国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民族资本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提到为营造中国近代化大厦而添砖加瓦的先辈们时，往往忽略了一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的名字。至于有关民族资本家的传记，那就更罕见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以往对于“实业救国”的批判，影响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客观评价。历史现象毕竟是复杂的，往往需要作具体分析。对那些借“实业救国”之名，行阻碍革命之实的人，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否定；而对那些抱着真诚的救国之心、切切实实地办起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厂企业的民族资本家，则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其二，民族资本家都有着剥削工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经历，因此而对其确立先进生产方式、繁荣民族经济的进步一面讳莫如深。如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应该既承认资本主义企业在瓦解封建基础方面的进步意义，又看到它内部蕴育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发展趋势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因此，既要肯定民族资本家在发展民族经济历程中的进步作用，也不应回避他们的剥削行为，这样才能成为信史。同样是民族资本家，讲求科学经营管理的，与只知道敲榨工人血汗的相比，差异是悬殊的，成就也大不相同。今天，对前者的经验加以总结，不失为一笔宝贵的遗产。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时谈到：现在，我们搞重工业时，不能忘记张之洞；我们搞轻工业时，不能忘记张謇；我们搞化学工业时，不能忘记范旭东；我们搞交通运输时，不能忘记卢作孚。其中后三位都是民族资本家。近年来，“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塑像在其家乡无锡落成；南京市各界集会隆重纪念“纺织巨子”刘国钧诞辰100周年；南通市创办了“实业大王”张謇研究会。前不久，被誉为“金笔汤”的女制笔企业家汤蒂因逝世，上海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工商联在京集会，纪念“航运大亨”卢作孚诞辰95周年。著名民族资本家的事迹被陆续搬上银幕，电视连续剧《子规啼血》记叙了状元张謇冲破重重阻力，兴办实业的经历；电视连续剧《范旭东》记叙了这位“工业先导”奋战荒滩几十年，为祖国化学工业奠基的事迹；电视连续剧《天字号风云录》记叙了味精大王吴蕴初白手起家，创办天字号企业集团的历程，情节都十分感人。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对曾为发展民族经济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民族资本家的敬仰和怀念。吴广义、范新宇二同志潜心研究，撰写成这部《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书中收录的60多位民族资本家，都堪称是我国工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杰出先驱。作者比较全面真实地记叙了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的坎坷经历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着重介绍了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在经营决策、生产管理、产品销售、业务服务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在前进道路上走过的弯路、受过的挫折，这些都能够给今天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人们以启迪和借鉴。如今，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既包括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包括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而吸收和借鉴民族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对我们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创办的企业，有很多都延续到了今天，仍然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搞好这些企业的管理和改革，对这些企业的历史，即民族资本家创办和经营这些企业的历史有所了解，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该书对于民族资本家经营活动的记叙，既写出了他们为追求国家繁荣富强而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多有联系和政治上、经济上软弱性的一面，展示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脉络，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这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中国近代史的深入了解。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是因为作者对这些著名民族资本家的一生经历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反复认真地核对史实，还要对某些民族资本家的后人及其创办的企业进行调查访问，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这项工作的开拓意义，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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