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专业作家，但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想自己来完成这本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报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他曾告诉我写这本书的难度，在我考虑是自己写，还是与人合作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这种想法曾不断地闪现。但由于我想要这本书成为一本自传，我就不得不自己来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我已经成功地写成了这本书，这应该归功于两个人：我的研究者伊芙琳·斯莫尔和我的责任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伊芙琳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公司里，她负责新闻简报工作，承担包括对我的讲稿在内的各种讲稿的研究。她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来整理我的材料，以便对我的过去形成整体上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用日益重要。她对我的了解可以与我本人相提并论，她对我写的文字进行加工修饰，提示我重要的情节，得体地删去多余的文字，增加我忽略的事情。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就无法同大家见面了。四年中，她也得益于托德·门德洛弗。书中占很小比例的故事情节是由伊芙琳挖掘和公布于世的，这些故事源于对250多人的专访，从童年的同学和永久的朋友，到许多与五角大楼、水门事件或华盛顿邮报公司有关的人，因此它们是真实的，也深化了我的观点和看法。罗伯特·戈特利布是我在1978年最早与之谈论写作这本书的人，他从《纽约人报》回到诺佛，成为我的责任编辑。他本着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对书稿的重复部分和前后顺序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在书稿的空栏内，我时常看到“我们不需要这些”的字样，甚至对我认为有趣的地方也予以删节，他认为那些内容对文章并不起太大的作用。我真的对被删掉的一页又一页感到惋惜。有时，当我确认为应保留时，鲍勃也大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朋友米格·格林菲尔德，《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编辑和《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我对她的编辑技巧和建议做了认真的研究。在我的从业生涯中，她是我可依赖的人。米格阅读了手稿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对人和形势的判断方面，我们总是不谋而合，在对什么使人发笑、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分析上，也是如此。几乎是从她一来到《华盛顿邮报》，我们就建立了朋友关系，友谊与日俱增。另外还有几个人也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建议，这对我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是：我的女儿莱莉，我的儿子唐、比尔、史蒂夫和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这项工程让我重新认识了所占材料的价值。我不知花费了多少个小时来研究自己过去与父母、丈夫以及《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同事们联系的信件、记录，我真的感激我们那时都是用信件往来。提到保存和整理材料，我必须感谢已故的无与伦比的查利·帕拉迪斯，他曾是我父亲的秘书和助理，也是菲尔的秘书和助理，最后又多年为我做同样的工作。查利习惯于唱着自己的名字“帕拉迪斯”来回答电话。我非常感激查默斯·罗伯茨，他撰写的极为生动的《华盛顿邮报前100年》成为我经常不断的信息来源。我也非常感激默洛·普西和他所写的关于我父亲的传记《尤金·迈尔》。这两本书使我们的研究思维更为活跃。我还要对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莉兹·希尔顿表示感谢，除了帮助我写这本书，她无私地和坚持不懈地在我的办公室工作了33年，她不仅忙于公事，帮助整理文件，处理业务往来和安排我的社会活动日程表，而且管理我的家务事，在许多方面，她使我改变了自我。在最后两年，我的助理巴里·托娜佛也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与盖约尼（奇普）·耐特并肩工作了15年，他以特有的天赋对我的书进行了精雕细琢。此外，我还要感谢“邮报新闻研究中心”的同伴们，我一直依靠着他们，因为他们总是给我准确无误的信息。毫无疑问，我最后完成了对这本书的定稿。当我十分光荣地隐退时，我尽量使自己坦白和诚实，特别是对我的孩子们，他们对我更加重要，这一点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收获更为丰盛。我的两个在世的姐妹伊丽莎白·洛伦兹和露丝·爱泼斯坦也参加了我的编书工作，她们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并和我满怀兴趣地一起回忆那些充满爱意的过去。我已故的哥哥比尔，他生前总是帮助我，尽管在我还没有开始写书时他就去世了，但我更加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的确，写书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对过去已久的生活事件的回忆也必然带来思绪的波动。尽管如此，写这本书是一种严肃的、引人入胜的、令人十分愉快的实践。在书中，我希望自己感谢了所有应该致谢的人，而没有遗漏任何人。虽然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但已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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