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作家，也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妇女问题上，她一生奋斗不止，又为此受尽磨难。无论是她的文学创作还是生活经历，长期以来备受争议，有人受戴她赞赏她，有人恨她诅咒她，直至她逝世之后，争论还在继续。因此，剖析和研究这样一位作家，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代文学史，对于中国妇女运动，尤为重要，也颇为艰难。本书为《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丛书之一。在关注丁玲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的同时，着重分析她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关系。中国20世纪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的艰难和曲折。20世纪初以来，上海渐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文人从事文化活动的舞台，到30年代时期，上海的文化呈现鼎盛局面。上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文人创造了文化活动的场所和氛围，栖身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中国文人，又为上海文化的多元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丁玲就是其中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环境塑造湖南女子丁玲，而丁玲的创作增添了上海左翼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受女革命家向警予及其女友的影响，丁玲18岁来到上海，开始她闯荡世界的坎坷人生。她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深受任教的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苦闷中的丁玲，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对爱情的大胆向往和追求，向社会发出叛逆的绝叫，震动了整个文坛，从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引人瞩目的作家。随着丈夫胡也频为革命献身，原本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丁玲，急剧向左转，参加左联，接着加入共产党，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丁玲的创作也从描写现代知识女性的苦闷，转变成对革命和工农大众命运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她先后发表的《母亲》、《韦护》、《水》等作品，受到左翼评论界的赞赏为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是“新的小说的诞生”。1934年丁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南京被软禁四年。她自杀、逃跑不成，到北京找党不成，她写了一张表示出去后“居家养母”的条子也不成。最终，在上海地下党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她得以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回到党的队伍，接着又从上海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四年被捕的经历，是丁玲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日后在党内无数次的斗争和运动中，那张被认为是“自首”的条子，那个在软禁期间与叛徒冯达生下的女儿，成了她长期遭受批判的“罪证”。女性是丁玲倾注一生心血关注的问题。她的创作中，从来没有放弃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在延安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她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在医院中时》等作品，表现了被侮辱女性及知识女性在解放区根据地遇到的麻烦和歧视。在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更是大胆抨击延安解放区男女不平等的种种现象，鼓励妇女自强自立，成为丁玲在妇女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妇女运动中，是她第一次指出：大众的解放不等于妇女的解放，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妇女问题依然存在。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成为丁玲反党的又一“罪行”。继1955年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她被下放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年之久。“文革”结束，丁玲复出。晚年写了一些散文和大量回忆文章。1986年丁玲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二岁。《人民日报》在发表《丁玲生平》时指出，她“在将近60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总是体现着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方向。她的名字和作品，吸引和鼓舞了许多青年走向革命，其影响远及海外。她留下的近三百万字著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光辉业绩，必将镌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史册上。”丁玲留给世人的争论并不因此盖棺定论。中国文学界在怀念她的同时，也为她的作品，她的为人，她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她晚年与沈从文的“历史公案”，以及她一些过“左”言论，引发争论。人们研究和探索丁玲渐渐背离自己艺术个性，渐渐成为一个“政治化”作家的社会、历史及其性格上的种种原因，引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但是，无论丁玲生前生后引发多少争论，正如瞿秋白对早年丁玲的评价那样，“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已”。综观丁玲一生，她一直在扑火，扑文学之火，扑政治之火。她的执着和忠诚，为中国和世界知识分子怀念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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