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10年8月韩日合并条约*公布五年后的1915年11月25日。那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下令每个私立学校都要唱日本国歌。当时我国到处都建立了光复秘密决死队。咸镜线开工了，京元线开通了，釜山港、镇南浦、筑港、元山港都已竣工了。日本胶鞋也出现在朝鲜市场上。四年后，“三一”巳未独立运动*爆发了。上小学之前，我在爷爷的学堂里读书，从《千字文》开始，《童蒙先习》、《小学》、《大学》、《孟子》、《论语》，还有无题诗、联珠诗、唐诗等总共学了三年。在既是祖父、又是先生的大人面前，我之所以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不是因为我对学习这些有什么兴趣，也不是因为我已经理解这些内容，而是因为背不上来祖父就会拿笤条抽打我的小腿。没等我完全理解私塾里学习的汉文的意思，十岁那年我就上学了。小学的学习太容易了。我从一年级一下子跳到了三年级。但是因为毛笔字和唱歌成绩差，所以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始终是第二名。我是个急性子，急得连穿鞋都不分是左脚的，还是右脚的，常常因穿反而受到批评。写好毛笔字需要耐心，可我这急性子是肯定写不好的。我天生就是跑调大王，所以我的音乐课成绩也是最差的。在我前面一直得第一名的同学，后来当了一名狱监。 我一进小学，父亲就开始训练我当“一等农民”，让我接他的班。每到假期和星期天，我从早到晚在他旁边学着干农活。连放学以后我也没有自由的时间。别人家的父母对年幼的孩子都比较宽容，可我的父亲却非常严格，连中秋节前一天也让我收荞麦，根本不给我自由时间。上学的时候帮父亲干些农活，算不上什么活。小学一毕业，父亲正式开始训练我当一名真正的农民。我曾梦想过考入高一级学校，当一名老师。然而这一梦想也因情况所迫成了泡影。我干着繁重的农活，只要一有空就想：农民一辈子拼死拼活地干活，累得直不起腰来，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我的一生也得像父亲一样在苦累中度过吗？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烦，觉得前途一片茫然。在农村这么呆着，我也会像父亲的一生那样。干农活，比起劳动的繁重程度来说，所得的报酬就太少了。我想离开故乡，做一做不是庄稼活的其他什么工作，虽然是茫然的想法，可我想，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付出干庄稼活那样的努力，其所得肯定比种庄稼多得多。不管怎么说，我都想到城里去闯一闯。那时，促使我离开故乡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全村惟一的报纸——区长家里订阅的《东亚日报》。这份报纸往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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