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历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誉海内外，被学术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①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方面的贡献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一大流派，并开创了独具风格的史书著述体例——“援庵体”，开一代风气之先。他接过清代乾嘉考据学，又为传统史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可谓是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顶尖人物之一。陈垣，字援庵，幼年曾名星藩，青年时撰文署名钱、钱罂、谦益、谦、艳、蔚、宗、益等，定居北京后一度用名援国，还曾字圆庵，别号圆庵居士。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今广东新会市棠下乡石头村富冈里），1971年6月2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九十一。九十一岁的生涯，有33年生活在家乡新会和广州，其余时间都居住在北京。一新会与陈氏家族援庵的家乡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东北距省会广州110公里，东、西、南、北分别与顺德、江门、开平、中山、南海等县市相接。“山海交错，在古为剧郡”①。虽算不上名邑，但亦有地方特点。明万历年间黄淳辑《新会县志》并撰《序》云：“新会之所重于天下者，以有江门道学，厓山忠节在然。”道光《新会县志·黄培芳序》亦云：“至厓山忠节关乎一代存亡，白沙理学系乎千秋道脉，尤属别邑所无。”厓山在新会县城南。南宋祥兴二年（1279），丞相陆秀夫兵败于此，宁死不降元兵，负帝昺沉海殉难。明清故老世传陆秀夫墓在境内二城村，称二城为忠臣山。江门道学、白沙理学均指明代著名理学家陈献章。陈献章是白沙（今新会市白沙乡）人，明成化十八年（1482）由举人征学行授翰林院检讨，白沙也位于新会县城东北，距石头村仅10多里之遥，厓山忠节与白沙理学均对陈垣有所影响。1948年4月25日，陈垣等游颐和园，于昆明湖畔存照，并在照片上亲笔题曰：“身立厓岸，而心不立厓岸也。”以昭示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他还注意搜集陈献章遗墨珍藏励耘书库。史树青曾回忆说：“（陈垣）先生收藏书画及清代学者手稿甚多，曾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印有目录。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记得陈白沙手书《心贺》卷，后有沈尹默先生题词，调寄《减字木兰花》，词云：“崖山风月，千古精诚相对接。省视堂堂，一卷昭然日月光。狂心飞鹤，动静随时都是学。活活乾乾，此趣于今腕下传。’先生与陈白沙皆新会人，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故尹默先生词中及之。”②除陈白沙外，还有清代著名学者胡金竹。胡金竹名方，字大灵，号信天翁，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陈东塾序金竹《鸿桷堂集》，有曰：“粤之先儒，自白沙先生后，越百余年而有金竹先生，粤人皆以金竹比白沙。”后记：平生服房援痷学术，早在1978至1982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就曾发愿为援庵先生作传，时隔将近二十年，此愿终于平慰，这要特别感谢陈其泰、房德邻二位先生的面命和指示，使我能有机会完成这项任务。这部书稿的撰写工作始于1997年8月，至1998年初，形成基本框架。又奋力十个月，三易其稿，方得告竣。书稿的详细构思拟出后，我于1998年2月5日到北师大拜望刘乃和先生。这时，刘先生已卧病在榻，她听了我的撰写计划，非常高兴！一再嘱我努力写好这部书，还提出将她手头的材料和部分半成稿送我作参考，因为刘先生曾应江西教育出版社之邀，撰著《陈垣评传》，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功毕。我见先生身体虚脱得非常厉害，不忍心烦她，劝她待痊愈后再将资料找出赐我。没想到几天后，先生住进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从此再没能回到她的书斋。人民大学离北医三院不远，在先生住院期间，常去探视，这时先生已不能讲话，只是睁开眼看看。我领悟到先生的意思，决心完成先生这项未竟的工作。因此，在这部书稿最后完成之时，特别怀念我的老师刘乃和先生。再者，援庵学术博大精深，高山仰止，以我之稚嫩，去看援庵之学术，真有坐井观天之感，这就难免挂一漏万。又由于时间伦促，许多问题来不及深思熟虑，亦不免有“少作”之嫌。书中所有错误与不足，诚待博雅高明指正，以俟将来遵改修订。《北京图书馆馆刊》常务副主编王菡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改进意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刘卓英先生和熊英先生为此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都使我铭感衷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96级文史哲实验班刘静、辜超、白晓明、蔡强、尹森、青格勒图、赵晨岭、王朋、赵萍、梁民、邱志红、李力等同学为我清抄了书稿，亦谨致感谢！牛润珍1998年10月2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书前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戴逸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占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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