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中国财政的反周期调节政策、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费”收入、财政支出、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国企财务、国有资产管理、财政投融资、社会保障制度等十大财政风险领域的研究，得出初步的、阶段性的结论是：1.我国财政，周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一样，也是一种公共财政，确切地说现阶段财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共财政。2.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是计划财政向市场型公共财政转变中的财政。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是一种财政风险程度较高的公共财政。4.以公共财政论为依据，得出结论应是：（1）财政风险，不仅是市场经济性风险，而且是一种政府性的经济风险，讲的是世界各国政府财政风险的一般性。（2）我国不仅存在世界各国政府的一般财政风险，而且存在中国特殊的财政风险。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是一种财政风险程度较高的公共财政，讲的是中国的国情和财情即其特殊性。造成这些财政风险之源，又是长期以来在计划财政体制下积累起来的，有些则是在从计划财政向公共财政转轨过程中相伴而生的风险。因而，防范和化解中国财政风险必须既发挥政府细作用，更应充分地依靠市场的力量。理论上正确阐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的高风险特性，理解和把握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借鉴世界各国政府防范和处理财政风险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我国政府注意加强防范和分解财政风险，而且也是顺利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轨，以至振兴中国财政的有效途径。本书对中国财政风险研究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是以财政风险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为主线展开的。在立论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既吸取了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思斯干预经济学说，又始终突出了重视市场作用的弗理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更多的则是倾向于将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和弗里德曼等的自由市场经济兼容于一身的新中庸结合理论中的合理和科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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