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美国政府行政改革，通过对美国行政改革的研究，以点带面地把握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取向及其内在规律，并试图对中国行政改革提供某些启示。本文采用了先实证描述，后规范分析，从具体到抽象，先分后总的研究方法，并以制度分析作为本文的研究框架。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化取向、放松规制取向、分权取向是80年代初以来美国行政改革的三大实践取向，而这三大取向在本质上可归结为一个取向，即非官僚化取向。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以非官僚化为取向的制度变革来探索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新模式（政府管理新模式）。美国行政改革有四大领域：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取向，试图解决政府“做什么”的问题，其实质是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的重新选择问题；政府公共服务输出的市场化取向，试图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做”的问题，其实质是通过将权威制度与交换制度复合配置以提高政府功能输出的能力；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放松规制取向，试图调整的是政府内部互动模式，其实质是以结果为本，而不是以规则为本重新设计政府内部管理制度；政府间制度设计的分权取向，是市场化取向和放松规制取向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上述四个层面的制度变革来探索政府管理新模式，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一种反映；但是，由于美国民主制与美国行政改革存在的内在矛盾，美国对政府管理新模式的探索能否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民主制能否随信息社会的发展而实现自身的重塑。通过上述考察，本文认为，由于中美两国处于现代化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期的中美两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制度设计多具有不可通约性，但美国的行政改革能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理念启示。就这些理念启示，笔者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几点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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