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六）重刑轻民，律学是法学的主要形式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以国家为庶民利益的总代表，因此维护国家利益重于维护私人利益，加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古代重公权轻私权，重刑事轻民事，以致刑与法同义，历代主要的法典均为刑法典。由于重刑，使得刑法体系是严密的，刑罚手段是残酷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刑事案件的诉讼制度也是完备的，尤其是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学的集中代表。它的实用性、综合性、准确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重刑轻民使得人们漠视对法律体系的研究，而私权的不发达，也决定了调整私权的法律规范的薄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直到清末引进西方法律，改革法律体系，才打破重刑轻民、律学独秀的传统。（七）职官管理法占有较大比重专制制度下的君主，为了有效地运用权力，控制国家的活动，需要通过一个权力媒介，这个权力媒介就是官。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是实现国家职能具有人格的工具，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治，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韩非所说“明主治吏不治民”被封建统治者奉为不易的准则，从而形成了人治——官治——治官——吏治——治民的理论体系。为了以法治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官管理法，详定官的职、权、责，明其职而课其责。历代考课官吏均有法定的标准，以督励其尽职尽责。此外，还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和监察法，以保证官僚队伍的整肃，维持必要的吏治。中国古代职官管理法的细密是同时期世界所少有的。（八）制定法与判例法的结合中国古代重视国家制定法，以致成文的法典是传统法律的主干。但成文法的制定，程序复杂，旷日费时，而且具有落后于生活发展的局限性，为此，在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判例弥补律文的不足。早在先秦时期便适用判例，秦简中“廷行事”就是法律化了的判例，它是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对于判例价值的认识是较为深刻的，对于判例法的创制意识也是很强的。由于制定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一般到个别，而判例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个别到一般，这两者的配合，使法律的确定性和适用上的灵活性相统一，既有效地调整着变动中的社会关系，也使司法官摆脱了消极执法的困窘状态，因此制定法与判例法的相互为用是中华法系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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