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第一章时代的弄潮儿本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年代，也是外来思想文化以全然不同的内涵冲击东方文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普遍都在探寻中外思想文化的关系。本书传主郭沫若，便是其中成就卓著、颇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一、“海棠香国”的叛逆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为蜀王开明故治，秦为南安县，隶蜀郡，汉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其地自古盛产“色香并胜”的海棠，故有“海棠香国”之称。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朝末年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海棠香国”出骄子。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1月16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午时，我们要评述的主人公来到人世间。他的降生，颇带“反逆”的意味。不顾母亲忍受难产的巨大痛苦，迫不及待地“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他的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到传主时，已经是第六代了。其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其父郭朝沛，善理财，又把家业恢复起来。为教育子女，在旧居后花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延师授业。传主的母亲杜邀贞，又作杜荪福，乃进士之女，耳濡目染，能够背诵一些诗词。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在受胎之际，母亲梦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遂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1919年9月，开贞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鹭鸶》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故乡的两条河——沫（Mei，音妹）水（大渡河）与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几部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又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甲骨、金文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成就的一个代号。以文化教养而论，可以说郭沫若是浸染于儒家经典，寝馈于传统文化的。但是，浪漫的、叛逆的个性又使他对于旧学中的消极面产生出极大的反感。4岁的小文豹，便开始跟母亲口诵唐诗，为其所受诗教的“第一课”。“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四五十年后，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那样小的年岁就产生了“读书的好奇心”，也是由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首诗激发起来的。入“绥山山馆”后，发蒙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类很暖昧的哲学问题，自然引不起蒙童的兴趣，于是便“逃起学来”，结果是父亲“用强制手段”把小开贞“抱进学堂里去”。后记：一校校后记在一校当中，得见一则关于《管子》的新材料，故在校后作此补笔。当年郭沫若集校《管子》，在广集版本方面有一项引以为憾的事，就是宋刻墨宝堂蔡潜道本至清代中叶失传。因此，他在《管子集校》一书中，再三表露出惋惜之情。1956年3月，《管子集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7月初，郭沫若收到潘景郑来信和所寄陈奂校《管子》抄本及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二种。9月初复函云：“日前始得勘校毕，谨将原书璧还”，“各书头曾略题数语”。并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现录郭沫若在“各书头曾略题数语”，以备关注《管子》版本者参考。在陈免校《管子》抄本书头所题：余为《管子集校》，收罗版本颇多，独墨宝堂宋本未见，引以为憾。此本即钞自墨宝堂本，并经陈奂手校，校录以遗高邮王氏（按：指王念孙），有铃印可证。潘君景郑远道惠假，得细阅一过，弥补遗憾，良堪感荷。原书本缺自十三卷至十九卷，黄丕烈曾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俾成全帙。此钞本即据黄所校补本，而陈复曾以刘绩补注本对校。此可见前人之勤，与其用心之仔细。陈氏经校后，更以转赠王氏，曩时学者间友谊之敦厚，深可足令人感动。凡此均足师法，固不仅为学会素研究增添一份善本而已。潘君实善体前修之懿行者，谨让此数语璧还，用申谢意。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在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书头所题：《管子》残稿，蒙景郑君假阅，确实可贵。稿曾经陈奂手定，稿中朱书即陈氏笔迹。戴望亦曾过目，有案语数处。然《管子校正》中所采丁说，与此稿不尽相符。有为稿本中所无者，盖采自《管子注》，惜彼书已毁，不可复问耳。稿中颇有胜义为戴所遗漏者，亦有丁误而戴亦同误者，足徵戴之功力远不及丁。丁书残毁，殊可惜也。然残愈于毁，宜倍加珍护。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识①校书不易，每校一次都会发现一些错漏，大到标题、正文、引文，小到注脚。尤其数目字，稍一疏忽，便出差错。这里要特别提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彦。1992年10月在郭沫若的故乡参加四川省纪念郭沫若百年诞辰大会，与孙彦有过一面之识。今年1月12日她到社科院来送本书的一校样，如果不是事先联系好见面的地点，几乎不能相认，彼此都颇为感叹岁月如流！回来看校样，从字里行间感到孙彦的认真和细心。原稿中的笔误被改正，清样中的错录、漏录被钩改、补入。一时弄不清的问题，她都在旁用有铅笔划出，提醒我核准。对于有的引文，她似乎还曾查对过原著。总之，看完一校样后给我的最大感觉是：孙彦对于本书的编辑很是尽心尽力，经过她的加工处理，可以说书中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为此，特别在此补写一笔，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情，感谢她为本书付出的心血！1999年1月本书前言前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本书传主郭沫若（鼎堂），正是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一位“时代之骄子”。当其最初震撼整个文坛的时候，恰逢呼喊“民主与科学”时代的开始。而其临终前夕召唤“科学的春天”之日，正好又是另一次思想解放即将到来之时。在这60个年头里，始终与中国学术文化的走势紧密相联，并成为各个不同时期学术潮流代表人物者，郭沫若是其中少有的几位佼佼者！不管他的著述多么“粗率”，也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多变”，舍其人或是抹去他的影响，则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必将出现明显的断档和空白！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力求通过传主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来认识本世纪从一次思想解放走向另一次思想解放的一整个时代当中，中国学术文化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及其利弊得失。郭沫若自其步入文、史两界以来，始终是一个遭学界议论而受政界骄宠的特殊文人。学界之中，有称其为新文学、新史学开拓者的，也有视之为“流氓加才子”的，还有冷嘲热讽而欲葬送其名望的。然而，学界的议论终究改变不了政界对他的骄宠。起先，是蒋介石希望他“无论怎样都要跟着我一道走”，指望“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于他。数月之间，便使其由少将升为中将，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变成副主任，甚至还被秘密委任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后来，则是毛泽东称其为“文坛宗匠”，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其为“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盖棺之际，又是由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邓小平亲口定论的。就在1939年其父病逝举行家祭的时候，也是中共核心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国府主席、党军领袖”蒋介石等的挽联，同时并列灵堂左右。自两党成立以来，有此殊荣者仅此一例。当年，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早年郭沫若以中国的孔子与德国的歌德为“球形天才”，后来周扬借用来形容郭沫若本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政界对郭沫若的骄宠，显然是着眼于他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学界的种种议论，则可以从认识球体的角度不同得到解释。因为每一个人的视角各异，而谁也不可能看到球体表面的每一个部位，再加上球体越大，每一个人的视野所及就越小，也就更缺乏整体性。若是对球体表面分部位直视，又会丢掉球体“三维空间”的基本形态。这套《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虽然名为“传记丛书”，但要求写成“学术思想评传”，包括传主的生平活动、主要著作、学术思想、学术交往及其学术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从郭沫若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先前出版的郭沫若传记已经不少，大体呈现这样的情况：一是以其生平为主，将文学活动、学术研究等作为人生道路的组成部分穿插叙述；二是以其文学道路为主，兼及人生与学术进行传述。而有关郭沫若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在仅见的几种当中，或写其“史学生涯”，或谈其“国学研究”，尚无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术传记。4年前，应《国学大师丛书》之邀撰写了一本《郭沫若评传》，即是从“国学研究”角度着眼的。当时是带着两项遗憾交稿的：一是由于时间短促，有些问题未得深入研究；二是受字数局限，总体构架有明显缺陷。出版发行后不久，我即出国访问。回来时，已是1997年春节了。这期间，那本《评传》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同仁们提出的自然是修改、增补意见，一些未识的朋友提出善意批评，也有来自对郭沫若持不同看法的读者的某些指责。在此同时，应林甘泉先生之约，与郭平英、黄淳浩共同编写《郭沫若与文化名人》一书，因而得见一些先前未曾见过的珍贵材料。紧接着又参预编著《20世纪中华学案》，负责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两卷的编选。实际上，这是在横向上进行的一次综合考察。正当上述两项编著任务进行之际，戴逸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约我重新撰写一本《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无疑，这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不仅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还可以将最近一年多来的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在更大程度上填补郭沫若研究中“学术传记”的空白点。本书的写作，从1998年7月份正式开始。考虑上述郭沫若研究的实际，首先确定这本“学术思想评传”，必须以传主的“学术思想”为主，不失本丛书的宗旨。但在写法上，又要照顾到其为“传记”的一个方面。两相结合，将全书分为综述、学术、交往三大部分。综述部分，以记述和考察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个性特点及其学术风格等为主要内容。人生道路，又注意其思想的转换和心路的变化。学术部分，则以传统的学术内涵为基本考察对象，探索郭沫若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心路、思想渊源，评述其思想成就、学术贡献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部分，是在先前那本《评传》的基础上补充其不足、修订其疏漏而成。交往部分，则选取对郭沫若文学、古文字学、史学等方面有重要影响或帮助的人物，追寻他们之间的学术友谊。同时，也注意他与“非朋友”之间的某些交往。新增材料方面，为了印证某些重要史实，我请郭平英帮助查看了一些郭沫若日记。钟作英在提供当代学人写给郭沫若的书信方面，给予很多帮助。在此，对郭平英、钟作英谨致最诚挚的谢意！这里，还要提到先前那本《郭沫若评传》的特约责任编辑毛军英（英子）。当时她查阅了不少图书资料，帮助核准书中引文。因而，那本书做到了基本无差错。这次重新撰写，凡是沿引那本《评传》的文字，我都很放心地照录过来。新著出版，是不应忘记先前那书的“特约编辑”的。这本传记无能勾画一个完整的巨大球形体，但是不忘随时提醒自己，也提醒读者，这是在评述一个“球形”人物，应当考虑各个方面反映在球体上的实际。欢迎从各个不同视角传递来的种种新信息！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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