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和我与它:中西社会本体论比较研究》是两年前开始动笔写作的。但是,严格地说,有关《我与你和我与它:中西社会本体论比较研究》所涉问题的思考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1966年,当我还在初中念书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给我带来的,除了一夜之间由一位学校的好学生跌落为所谓“黑五类”、“狗崽子”那种巨大的失落感、那种铭心刻骨和不堪忍受的政治歧视之外.还有那与命运抗争的叛逆的心理,和对社会与人生思考的权利,也即被康德称之为“敢于存一切社会事务中运用理性”的那种“启蒙”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与你和我与它:中西社会本体论比较研究》恰恰可看作是自己几十年思考的一种总结。它既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追踪,又是作者心路的一种披露和展示。它向人们表明了,在人类哲学的发展史上,一种以主客关系为定向的哲学思想如何由于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巨大力量而开始了“主体问性的转向”;这种转向如何一方面使主客关系中所内涵的主体问关系得以揭示,另一方面又为人际的伦理学原则提供了宇宙的本体论的支持;而这一切对于人类哲学的发展来说其意义如何是极其深远的和根本性的:它不仪使长期以来哲人们难以克服的事实判断(真)和价值判断(善)之间的二律背反有望消解,而且同时使中西哲学、中西文化之间的理论上的沟通与和解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