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

　　有一句话说，一种倾向带来另一种倾向。反考据带来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史料的重视不够，对史料之增殖的迫切及不上对理论之增殖的迫切。这一点，我发觉到了，并且在晚年努力纠正它。现在，该让我来描述一下我在具体收选这本《自选集》中的每一组文章时的心理活动吧。我乎生第一个像样的科研项目，是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像我在《自传》中所写的那些专题，及今思之犹津津有味。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现在只选一篇，不过是由于这一篇曾蒙一位日本学者为之著文予以奖誉罢了。第二个科研项目是中国土地制度史。这个项目我坚持的时间长一点，约二十年。我从事这个项目，也有我自己的特点。我是从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解体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夹杂着公社残余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来展开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这一点，被李约瑟注意上了，发函邀请我参加他的一次盛会，可惜恰好碰上国内不稳定，没有去成。在这方面具体文章的选择上，还可以说几句话。公社（Com—mune）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闪不开的，但郭老却说不能讲公社，讲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经不是躲闪不开的问题了，但唐长孺先生却说公社是均田农民之父，等等。当时，郭、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权威，我抖起胆来跟他们争辩，这文章就选在本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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