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期（亦名——牧羊儿的自述）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阴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这是我前年归省三原西关斗口巷老屋的诗。古人说得好：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回去的时候，我那破旧的宅子里，留下的几间老屋，看去都像亲人一般，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况我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要当堂堂地做个人。不谓年光流转，白发盈颠，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但觉学问荒疏，不敷应用，对于国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我的故乡是陕西泾阳斗口村，所谓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泾惠渠——分水的一个口子。那时水量很少，农田灌溉，甚为困难；这个支渠，虽灌地甚少，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迁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乡人称为斗口于家。三原县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约四十里，有一土丘，唐高祖献陵也；陪葬者三十余人。碑估售之市，有献陵八种，即濮阳令于孝显，燕国公于志宁，明堂令于大猷，兖州都督于志微，共计于氏四碑李氏臧氏各二碑，我小时并不知此，靖国军时，三原学者问我与此碑关系，我答先人无任何传说。于姓本来不繁，在清朝中叶，尚有五家，回乱后只剩三家。我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著籍为三原人了。我们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宝善公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汉卿公宝铭，先严新三公宝文，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亲是赵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经商，旋赴香港。先严则十二岁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铺的学徒，后方转至岳池那时我家生活日艰，由三原迁回乡下。及祖居被毁，又迁住村东湾子杨堡。先母生我后即多病，既感于家庭处境之难，又无钱医治，遂郁郁以终。时我尚未满二岁，于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只记得后来伯母说：“陕乱平后，汝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至豳州长武间，力竭食尽，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牵连大家饿死，不得已弃之山谷中，行数十里矣，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追及汝外祖，赠以资而还其女。”又说：“汝母面方而敦厚，与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这是一点惨痛的历史而已。我以一无母之儿，又处在单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为人，幼不失学，可说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伫苦而来，伯母之恩，真是我毕生所报答不尽的。伯母是经阳杨府村人，家世业农，排行第九，故幼即称为九姑娘而不名，十七岁来归。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动辄经年。先严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归。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当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适归宁母家，一夜，梦迷离风雨中，墙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归，先母病已剧，泣谓伯母日：“此子今委嫂矣，我与嫂今生先后，来世当为弟妹妻子以还报耳。”（按先后即妯娌，字见史记。读若线候，今乡人土话犹然。）那时我初离乳，身弱多病，伯母带往杨府村就医，归而新宅又毁，自此随伯母居外祖家中，历时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爱我，虽人口加多，农产有限，丰歉寒暖，从无不欢。村中老妪某谓伯母曰：一九姑娘抱病串串侄儿，欲了今生，岂不失算？况儿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其伯父闻已卒于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应之曰：一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那个望报？设使无此母家，亦当为佣以给吾儿。如其父归携儿以去，则为尼终老，亦所甘心。”这可见伯母立志之如何坚定，和爱我之如何真切了。自回捻战后，农田半荒，乡人多兼营畜牧。表兄敏事，积岁钱买一跛羊，不久即产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钱复买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随诸牧儿往，忽有三个狼，从荒草中跃出，诸牧儿和羊群均惊散。我们两只跛羊，为两狼所攫，在坟角啮食。时我方在坟东，专力掘野红根（河南人谓之牵巴巴），一狼踞墓西，相距不过数尺。村人杨姓在田中望见，手执镰刀奔至，挟我归家。伯母闻惊急出，匐匍道中，几不能前。事后，诸舅父因小儿无学校收容，混迹羊群，甚为担心，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栒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伦之后），年六十余，出山谋作农佣，见乡人修学塾，自荐为师。我遂于七岁的春天，以一个流离的孤儿，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第五先生授课凡两年，见我入学以时，衣敝而洁，询知其故，深为叹异，于是教我益加尽力。离馆时，抚我曰：一世间无母之儿，安得所遇尽如汝哉？一盖先生幼时亦抱家庭之痛也。伯母于每年寒食节必带我回乡扫墓。两村相距，约十二里，有时诸舅以牛车相送，有时步行。某处老坟，某处新坟，至时必郑重以告。至先母坟前必哭，哭必祝告：一儿几岁矣，读书几册。”我闻而悲恸，读书不敢不勤。农忙时，亦随伯母及诸表弟至田间拾麦；往往拾之于舅父陇畔的，复卖之于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劳相勖。我有归省杨府村外家诗五首，追记那时的情形：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句），遗山南寺感当年（元遗山亦读书外家）。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到了十一岁，伯母带我至三原东关，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时，交游甚广，与毛班香先生经畴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业。是年，先严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亦赁居东关石头巷，但我则仍依伯母，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塾中嬉戏，常数日不欢。其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见。毛班香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塾师，我从游九年，读经书，学诗文而外，对于他专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对我们说：一我没有甚么长处，只是勤能补拙。”这虽是先生的自谦之词，却是他生平所身体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特别：由他自教大学生，更由大学生分教小学生。平常每日授课两次，夏季日长，则加课一次，都须背诵，并带背旧书，所以读书比较精熟。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太夫子汉诗先生亚苌。太夫子亦曾以授徒为业，及年老退休，尚常常为我师代馆。他生平涉猎甚广，喜为诗，性情诙谐，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希望我们努力向上，将来胜过他们。对我的期望尤殷，教导也特别注意。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在毛先生私塾时，我已开始学做古近体诗，如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选诗等，都曾读过，但是循文雒诵，终觉不生兴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学生的资格，照料馆事，书架上有文山谢叠山诗集残本，我取而私阅，见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忽然诗兴大发，我之做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先严虽为家境所迫，早岁经商，但自修甚勤；又从师问业，博览群书，所以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尝手写史记全部，点过十三经两遍。辑修家谱，选成治家语录三卷；又尝借抄张香涛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寄存家中。某书当读，某书某处重要，亦时以问业所得，在家信中示及。岳池典铺中的掌柜马芰洲先生丕成，是明儒马谿田先生的族人，喜刻先代遗书，常嘱先严任校勘之役。先严又爱读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以为社会应用，最为便利；马先生的父亲曾经注过此书，先严为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传。某年先严回里，除料理家务外，一面从陈小园先生学医，一面则自修经籍。我日间上学，晚则回家温习，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背时亦向书作揖如仪。我在斗口村扫墓杂诗中，有如下的一首：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就是咏的那时的事。先严最喜买书，在岳池刘子经先生典当时，陆续寄归的，已经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过数十两，回家又须还债，家境甚窘，虽不至于挨饿，但有时竟至没有盐吃。及移住东关渠岸喻宅，前院是一个炮作房，我每天饭时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装药线，每盘制钱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盘，用以贴补家用，添买纸笔，有时亦买糖以自慰，那时一枚糖只值一文钱，但开支已觉得奢侈了。一夜炮房失火，掌柜全家烧死，我的卧房与之毗连，几乎波及。隔日见炮房墙脚有火药三大瓮，抚之余热未退，幸上有石盖，未经爆炸，否则早已葬身火窟了。炮房毁后，我失去了大宗收入，好似工人失业一般。因试往本县学古书院考课，第一次就得了二钱银子（每钱换制钱一百一十余文）此后时被录取，经济复形活动。十五岁，同学多劝我应试，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废学业，都不赞成。到了十七岁，赵芝珊先生维熙督学时，我以案首入学，塾中功课始渐自由，所读的书，可以由自己选择，先生不过任讲解督课之责而已。两年后，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尔恺入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叶先生在当时学使中，以学问渊博著称，幕府中如叶澜叶瀚浩吾两先生，都是东南知名之士，尤好讲求新学。学政衙门，本设三原，叶先生下车伊始，观风全省，出了几十个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我勉强做成了十许篇，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但叶先生对我的文章特别激赏，评语有“西北奇才”之目，更加奖了许多话。传见时，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国日记，勉我留心国际情形。并谓：“此书只带来一部，阅读后仍须缴还。”真可谓刮目相看了。我经叶先生识拔，时誉渐起。叶先生任满后，沈淇泉先生卫继任督学。因我处连年荒旱，死亡枕藉，沈先生在东南募集巨款，创设粥厂，欲得一少年有为之士，担任其事。时我在宏道书院肄业，以孙芷元先生之荐，特调我出任厂长。我初出学校，见饥民多多少少，鸠形鹄面，啼饥号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厂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病。幸厂中会计独立，责任较轻。至第二年麦子将熟时，以余粮分给饥民，厂事因之结束。厂中有民夫二十余人，经数月来之教导，本是一种很有用的力量，因为无法保留，只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厂址在二原西关，即现在我所办的民治学校也。我在粥厂近一年，虽得了一点办事经验，但其时正在求学期间，课程上损失甚多，终觉是可惜的。及粥厂散后，沈先生送我入陕西中学堂肄业。我之入陕西中学堂，在庚子春间，校址为西安有名的北院。总教习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树，精熟经史，讲解详明，我从游半年，受益最多。及庚子之变，西后母子入陕，北院改作行宫，学校无形解散，又令堂中师生，衣冠出城，迎接圣驾，在路傍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这种幼稚思想，由今思之，真是可怜。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朱先生本是一个小学家，其治经由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时多绍述明末遗老精神，以励后进。其盟弟长安毛俊臣先生昌杰，则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朱先生曾与孙芷沅先生发起天足会，又创设励学斋，集资购买新书，以开风气。那时交通阻塞，新书极不易得，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在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及闻朱先生以新学授徒，向往甚殷，遂以师礼事之，朱先生亦置我于弟子之列。因朱先生的关系，又得问业于毛先生。同学中我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灵，茹怀西先生欲可，程搏九先生运鹏等，都往来于两先生之门。眼界渐宽，所治学问，亦不甘以考据词章自限。茹程二同学喜读曾胡遗集，朱先生日：“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我闻之大为感动，有一次竟将所有新书烧毁，颇有“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概。这都是我们少年时之狂态，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响。因为经朱先生的启沃，我们的思想，已经渐渐的解放了。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占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山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戊戌政变，刘先生感愤之余，曾遥祭六君子，为清吏所嫉视。我之谒见刘先生，已在戊戌十月，其时谣言朋兴，刘先生见我至，诧曰：“汝何为于此时就我乎？”我曰：“正惟此时，我乃来就先生也。”刘先生闻言甚为惊异，待我甚优。虽从游一月，先生即解馆回烟霞洞，但是印象却甚为深刻。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但在幼年寄居杨府村外家时，却有一段故事，应该补述。西北风俗，农人日工完毕，多至场畔一喝汤”。所谓喝汤，就是南方的消夜，也可以说是吃晚饭。场广一亩至数亩，平时为曝农作物之用，喝汤时则分配次日工作，或谈闲天。一日我的表弟说：“我读完百家姓，何以县官的姓，书中不见呢？”四外祖答道：“他们是满洲人呀！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先，将中国的江山占了，所以我们的百家姓上不要他。“当时我亦莫名其妙，但起了一个民族意识的憧憬。后来学习举业，循例应试，这个民族意识，亦若晦若明，旋蛰旋动，没有什么确定的界限。及至从朱佛光先生游，先生意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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