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通称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他生活在欧洲古代文明的结尾、基督教即将对欧洲开始其统治的时期，他的历史地位颇像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但丁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史诗，在他手里，史诗脱离了在宫廷或民间集会上说唱的口头文学传统和集体性。他给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予它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性。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作家。这些特点已为一般所公认了。维吉尔于公元前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Ｐｏ）北岸曼图阿（Ｍａｎｔｕａ）附近的安德斯（Ａｎｄｅｓ）村。这地方属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因此他的祖先可能是高卢族或厄特鲁利亚族。这地区在诗人出生前不久才纳入罗马版图，波河南岸的居民公元前八九年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波河北岸直到公元前四九年居民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四二年才正式归入罗马版图。维吉尔的父亲务农。但据多那图斯（有关维吉尔生平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多那图斯（ＡｅｌｉｕｓＤｏｎａｔｕｓ）。他是公元四世纪罗马文法学家、圣哲罗姆的老师。他写的《维吉尔传》绝大部分采撷传记作家绥通纽斯（Ｓｕｅｔｏｎｉｕｓ，公元二世纪前半）已佚的维吉尔传。此外有关诗人生平的材料，除诗人作品中偶见之外，有塞尔维乌斯（Ｓｅｒｖｉｕｓ，公元四—五世纪）的维吉尔作品注释；玛克罗比乌斯（Ｍａｃｒｏｂｉｕｓ，公元五世纪初）的对话录《萨图恩节》及其他古代传记（见ＶｉｔａｅＶｅｒｇｉｌｉａｎａｅＡｎｔｉｑｕａ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ｓ，１９５４）。但多那图斯的传最长，最早，最有用，英译文见Ｗ．Ａ．Ｃａｍｐ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ＶｉｒｇｉｌｓＡｅｎｅｉｄ，ＯＵＰ，１９６９。）说：“有人说他是陶匠，但多数人说，他是一个名叫玛吉乌斯的小官吏的仆人。他工作得很好，娶了主人的女儿，后来又购置林地，养蜂，颇为富有。”关于维吉尔的诞生，多那图斯讲了一个传说，纯属神话（古代人是相信这一套的），很像我国古代的史传，不过它反映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对诗人的景仰，不妨迻译一段。多那图斯写道：“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生了一株月桂树（罗马人用它的枝叶编成环状冠，戴在优胜者的头上，代表荣誉。），落地之后立即长成一株大树，结了许多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去附近一处农庄时，半路上不得不离开大道，在路边一条沟里把婴儿生下来。据说，婴儿出生时不哭，相貌温和，父母当时就肯定这孩子将来会很幸福。此外还发生了一个朕兆，按当时风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这树一种下去就长得像有一年树龄的大树，因此这棵树就被人叫做‘维吉尔树’。人们认为它是圣树，凡是怀孕的妇女和年轻的母亲，都来向它祈祷。”维吉尔幼年在他父亲田庄上过着农家生活，热爱意大利北部美丽的山川。他的父亲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先送他到克莱蒙那（Ｃｒｅｍｏｎａ），后来又送他到米兰和罗马学习。他学修辞学，向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纽斯（Ｐａｒｔｈｏｎｉｕｓ）学希腊文，从希罗（Ｓｉｒｏ）学伊壁鸠鲁哲学。鲁克莱修斯（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新问世的《物性论》引起他很大兴趣。他又学过医学、算学和法律，并出庭做过一次辩护，但由于口拙，像个没有文化的人，而放弃法律。以后他又信奉斯多噶哲学和宗教。据多那图斯说，“维吉尔身材修长，面色黧黑，像个庄稼汉。他体质不佳，时患喉疾、胃病和头痛症，还常吐血。他饮食不多”。维吉尔每到罗马，一旦人们认出他来，他便急忙就近躲进人家，其羞涩如此。在罗马他结识了诗人和政治家迦鲁斯（Ｇａ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Ｇａｌｌｕｓ（约公元前六九—公元前二六），在屋大维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作战时，他保卫非洲前线，取得胜利，成为埃及首任总督，但治理无方，被召回罗马。屋大维疑其不忠，判他流放，后自杀。）、波利欧（ＧａｉｕｓＡｓｉｎｉｕｓＰｏｌｌｉｏ（公元前七六—公元五），内战时期，站在安东尼一边，公元前四〇年任执政官，并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后与安东尼发生争执，但也不归顺屋大维，以诗歌自娱。）和瓦鲁斯Ｌ．ＡｌｆｅｎｕｓＶａｒｕｓ，继波利欧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总司该区没收土地的工作。。这三人在他的《牧歌》中都影射到。通过波利欧他结识了屋大维（ＧａｉｕｓＯｃｔａｖｉｕｓ（公元前六三—公元一四），凯撒妹妹的外孙，被凯撒收为义子，更名为Ｃ．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ｓ，公元前二十七年获封号Ａｕｇｕｓｔｕｓ。他击败政敌，大权独揽，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始皇帝。），并成为屋大维亲信麦克那斯（ＧａｉｕｓＭａｅｃｅｎａｓ（公元前八年卒），虽无官职，但是屋大维的亲信，他随屋大维出征菲力匹，为屋大维议婚，代表屋大维办理外交。在他幕中，他养了许多文人，使他们为屋大维的政策服务。这一文人团体除维吉尔外，还有公元前三八年他介绍进去的贺拉斯，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罗佩尔修斯（Ｓｅｘｔｕ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约公元前五〇—公元前一六），悲剧和史诗作者瓦留斯（ＬｕｃｉｕｓＲｕｆｕｓＶａｒｉｕｓ）。瓦留斯和另一作家图卡（ＰｌｏｔｉｕｓＴｕｃｃａ）后来是维吉尔遗嘱执行人。）幕中成员。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公元前四三年维吉尔回到他曼图阿田庄，创作《牧歌》。次年屋大维出征菲力匹，击败政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公元前四一年犒赏退伍老兵，把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的农民土地充公。维吉尔被赶出家园，他想抗拒，但险些丧命。于是他避居老师希罗宅中。这在他诗里有生动的描写，对他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据说后经迦鲁斯等人的说项，可能恢复了田庄或在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地区另外分得土地田庄，作为补偿，总之他没有再回家乡去。公元前三七年《牧歌》出版。公元前三七—三十年间他创作了《农事诗》，在这段时间的后期，他定居康帕尼亚的诺拉（Ｎｏｌａ）和那不勒斯，偶至西西里。公元前三十年以后，维吉尔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创作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公元前二六年与公元前二五年，屋大维在西班牙出巡时两次投书索阅已成部分，维吉尔都未首肯。但公元前二三年他曾向屋大维和屋大维的妹妹屋大维娅朗诵过一部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埃涅阿斯纪》初稿基本完成，他还准备用三年时间修改。为此，他在公元前一九年起身去希腊、小亚细亚，去学习和实地观察。到雅典后，他会见了屋大维，屋大维正在这一带出巡，准备回国，劝其同归。他准备启程回国，回国前到科林斯的麦噶拉（Ｍｅｇａｒａ）游览，罹热病，渡海抵意大利的布伦迪西姆（Ｂｒｕｎｄｉｓｉｕｍ），九月二十一日（或作二十日，或二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葬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下两行铭文：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Ｃａｌａｂｒｉａ，布伦迪西姆所在地区。）夺去我的生命，如今帕尔特诺佩（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ｐｅ，即那不勒斯。）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维吉尔终身未娶，他有两个弟弟，都早死。他死后，据多那图斯说，他把一半产业留给了异父弟，四分之一献给了屋大维，十二分之一献给了麦克那斯，其余留给了他的朋友瓦留斯和图卡，并在遗嘱中要求他们把史诗稿焚毁。他们在处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按照他的遗嘱做，屋大维命令他们整理编辑这部史诗，公之于世。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在漫长的共和国时期，战争从未间断。对外，罗马由防御转向侵略扩张；内部，民族之间，代表着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派系之间，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频繁。战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们的情绪在史诗中有直接的反映，如卷１２．５１７—５２０，写一个阵亡的青年士兵，他原是以捕鱼为生的，他父亲种着几亩租来的田地，家里虽穷但从不想依附权贵，“他痛恨战争”。维吉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公元前四九—四八年），此后凯撒遇刺死（公元前四四年），以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一方与布鲁图斯和卡修斯为一方的内战（公元前四四—四二年）展开，以屋大维一方在菲力匹的战役胜利告终。不久，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又发动内战，以阿克提姆海战安东尼失败告终。当时厌战的情绪十分普遍。史诗卷６．８６，西比尔说“战争，可怕的战争”就是一个概括。诗人在整部史诗中对战争基本持否定态度。史诗第一个字就是“战争”（一说史诗开篇并非以“战争和一个人”开始，前面还有四行诗，诗人自述他以前的创作历程。这种说法，早已被推翻。），全诗大部分写战争，足见这问题对诗人来说是极受关注的。战争，在诗人看来，不仅可怕，也是疯狂的，卷二，特洛亚失陷时，希腊人竟盲目地自相残杀起来。战争对贫富一视同仁（１２．５４２）。战争，对他来说，就是悲剧。共和国后期，罗马已经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形成了庞大的帝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前后“三雄”时期，帝国分成中、西、东三部分，结果政由方伯，引起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因此须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加以整个奴隶主的统治机器日趋腐败，贪污纳贿，道德堕落，这一阶级的寄生性暴露无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屋大维应运而生。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登上历史舞台。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骑士（商人），做过助理执政官（公元前六一年），又做过马其顿总督，公元前五九年卒，有二女一子。屋大维的母亲阿蒂雅（Ａｔｉａ）是凯撒的外甥女。代表平民派的凯撒被贵族元老派的布鲁图斯和卡修斯等刺死后，他的遗嘱指定义子屋大维为继承人。这时屋大维正在驻希腊的凯撒兵团服役见习，他立即回国，力图报复。他很快获得元老和助理执政官的职位。根据元老院一条法令，他同安东尼和雷比杜斯组成三人委员会（“后三头”，“后三雄”），掌握绝对权力。对内消灭贵族元老派政敌，遣散兵团，实行屯垦。对外，把罗马版图分成西、中、东三部分，分别由三人掌管，平定了西部和东部的叛乱。公元前三六年雷比杜斯被屋大维排挤掉，而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也展开了决战，以公元前三一年安东尼失败告终。从此屋大维一人大权独揽。公元前二九年罗马的雅努斯（参看专名索引。）庙门自公元前二三五年以来首次关闭。屋大维再度遣散兵团，分土地给退役老兵，恢复旧宗教，动员诗人、历史家、艺术家为他服务。公元二七年他接受“奥古士都”的称号。元老院为他立金盾，盾上的铭文称颂他的“武功、慈惠、公正和虔敬”。自从凯撒死后在公元前四二年被奉为神明以后，屋大维已是理所当然的神之子（ｄｉｖｉｆｉｌｉｕｓ），现在他更是神化了。公元前二二—一九年他出巡西西里、希腊、小亚细亚，整顿政务。公元前一八—一七年他颁布禁止通奸法、禁止奢侈法、婚姻法，整顿罗马的道德风尚。他又领了大祭司的头衔，成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公元前二年他被晋封为“国父”。公元一四年卒。屋大维代表的是新贵族元老和骑士阶层。在他的统治下，罗马的政治秩序是稳定了，结束了以前长期的内部纷乱，形成了大一统，建立了“罗马和平”。但罗马并未因此而万事大吉，罗马平民的地位并没有改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还是存在，海外受压迫的外族不断反抗。雅努斯庙门关了，是否还会重开呢？屋大维本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冷酷无情，他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埃格那提乌斯（Ｍ．ＥｇｎａｔｉｕｓＲｕｆｕｓ）和他争选执政官失败，他疑心埃格那提乌斯要谋害他，就把他处死。汉武帝和屋大维都算得上是英主，终武帝一朝，不知杀死多少丞相。公元前四〇年他和安东尼的弟弟鲁奇乌斯作战，把三百名俘虏杀了祭他的义父凯撒。凯撒本人在一次战役中把所有的抵抗者的手都砍掉。一个垂死的战士请求屋大维把他死后埋葬，屋大维对他说，鸟会解决他的问题的。这类乞求之后仍不免一死的场面在史诗描绘战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全有现实根据。屋大维的冷酷的一面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一剧中也有所体现。屋大维还有“清教徒式的狂热”。他生活简朴，一直住在帕拉提乌姆山上一所旧宅子里，小而简陋。他热衷于恢复古罗马的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文物制度。他笼络文人，自己也写作。他控制言论，共和国时期以西塞罗、鲁克莱修斯为代表的比较自由的风气已荡然无存。他迷信，但又意志坚强。他对忠于他的人也同样忠实。维吉尔为之服务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附屋大维，但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衷心感激屋大维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他本人土地和家宅（他的产业，据多那图斯说，值一千万色斯特尔克斯（公元一世纪作家科鲁梅拉《论农业》一书提到一个会种葡萄的奴隶，身价八千色斯特尔克斯。在塞内加的书信里，玛希尔的诗歌里提到有文化的奴隶则值十万），他在罗马埃斯奎利埃山有一座住宅，与麦克那斯的花园毗邻。）。屋大维奖励文学，提倡古风，提倡斯多噶派的道德，恢复宗教信仰，维吉尔敬仰他，讴歌他，埃涅阿斯部分地正是屋大维的画像或屋大维所提倡的品德，他的史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遵命文学。但最终他对屋大维有所保留，他对屋大维的事业，对罗马帝国有些怀疑。马克思很熟悉维吉尔的诗，常引用他的诗句，他在办《莱茵报》的时候，和检查制度作斗争，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引了维吉尔一行诗，不过反其意而用之（《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０，ｐ．４９。）。这行诗是ｔｉｍｅｏＤａｎａｏｓｅｔｄｏｎａｆｅｒｅｎｔｅｓ（即使希腊人带着礼物来，我也怕他们），见《埃涅阿斯纪》２．４８，是拉奥孔警告特洛亚人不要把木马拖进城去时说的。这句话很能代表维吉尔的疑虑心情，像一只惊弓之鸟，从这心情生发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基调。这里不得不牵涉到维吉尔的哲学思想。我们前面说过维吉尔早年从希罗学过伊壁鸠鲁哲学。这派哲学思想在罗马最杰出的代表是早于维吉尔约三十年、共和末期思想比较自由时期的鲁克莱修斯，著有《物性论》。鲁克莱修斯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由原子组成，宇宙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但人有自由意志。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死后无所谓灵魂，死亡是自然规律。神在宇宙中没有地位，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怕神怕死都无济于事。鲁克莱修斯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一方面罗马的旧宗教已不为人所信奉，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怀疑和悲观情绪，走上迷信的道路，因此他宣扬这种无神论思想。在个人行为方面，他继承伊壁鸠鲁的思想，主张一切行动都应以是否给个人带来快乐或痛苦为准。所谓快乐，就是一种宁静的精神状态，无欲、无忧、无痛苦的状态。他反对奢侈，主张简朴的生活，从大自然中获得享受。维吉尔很服膺他的哲学，他在《农事诗》（２．４９０—４９２）中说：“幸福啊，能够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阴河的嚎叫踩在脚下的人！”维吉尔后来又倾向于斯多噶派哲学。斯多噶派哲学很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其基本论点是：宇宙是由神主宰的，神左右物质；在人的行为方面，这派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运用自由意志来服从上帝，这就是使人生幸福的最高道德标准。这派希腊哲学家来到罗马之后，罗马一些哲学家，包括西塞罗，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他们认为世上一切既然严格受必然性（上帝、神、命运）的支配，人就应当培养一种坚韧耐苦的精神，作为道德修养。这种精神状态正是罗马贵族所需要的。（弥尔顿《失乐园》１．１５７—１５８写道：“不论积极行动或消极忍受，示弱是可怜的。”弗勒（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Ｆｏｗｌｅｒ）注这两行诗时，引了罗马历史家李维一句话，说明弥尔顿诗句的出处。这句话是ＥｔｆａｃｅｒｅｅｔｐａｔｉｆｏｒｔｉａＲｏｍａｎｕｍｅｓｔ（罗马人的精神就是行动和坚强忍受），指的是传说中的穆奇乌斯（ＭｕｃｉｕｓＳｃａｅｖｏｌａ）进入围困罗马的克卢西姆王波尔森那的军营，企图行刺，被捕，他表示不怕死，把右手伸进火里，手残，故绰号“左手人”（Ｓｃａｅｖｏｌａ）。）在早期他们靠这种精神打仗，应付政敌，到后期又以此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早于维吉尔三十多年的西塞罗（西塞罗的哲学是折衷主义，但基本倾向是斯多噶派，他承认神的存在。）在为他儿子写的《论职责》（ＤｅＯｆｆｉｃｉｉｓ）一书中提出四大主要道德范畴：智慧、正义、坚韧和温和。斯多噶派还主张人人是兄弟，普遍的爱。早期斯多噶虽也主张神灭论，但晚期又接受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主张神不灭论，人死后，灵魂存在于空间，直到下一次世界大火；善人的灵魂升往星空，恶人气浊，只能留在地表（参看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ｐ．２５９；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这样一来，斯多噶哲学又带上一层神秘色彩。这些当时流行的思想都在维吉尔作品里有所反映。他歌颂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虔敬、信神；他歌颂和平与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给他带来幸福的屋大维；他歌颂田园生活，陶醉在大自然中；他歌颂普遍的仁爱。但在这些背后——而且也是历来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成为维吉尔风格特色的，使他成为所谓Ｌａｃｒｉｍａｅｒｅｒｕｍ（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东西——却隐藏着一种无限忧郁的情绪，悲天悯人、怀疑以至宿命论的情绪。为了罗马创业，流浪、失去亲人、战争、死亡种种牺牲，即所谓的“英雄行为”值得吗？《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共和国末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外扩张，一个青年自由农民一当兵就十年二十年，长期驻扎海外，田园荒芜，说不定还要葬身异域；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流血的残酷斗争；社会上的种种残暴、腐败和罪恶，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屋大维固然带来了和平，雅努斯的庙门也关闭了，作为一个思考的诗人，维吉尔不禁要问这种和平能持久吗？屋大维这样的统治者，冷酷残忍，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能信得过吗？这种忧虑与怀疑情绪在当时哲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被压制下去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ｐ．２３６—２３７）讲到希腊新学园派哲学家卡尔涅阿德斯（Ｃａｒｎｅａｄｅｓ）公元前一五六年同另外两位哲学家出使罗马。他利用这机会做了几次演说，第一次向罗马青年宣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正义的观点，柏拉图曾转述苏格拉底的话，说把非正义加给别人的人，比受到非正义的人更痛苦。第二次就把上次的观点全部推翻，他说强国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它把非正义的侵略强加给邻邦弱国，就像罗马那样，用以证明一切哲学结论都是可以怀疑，可以推翻的。罗马青年趋之若鹜。但老卡托（Ｃａｔｏ）这位复古派就起来反对，在元老院公开提出驱逐三个希腊哲学家使者。老卡托要罗马青年学习守法，服从元老，做“清教徒”，无情，无知。他在元老院弹劾一个执政官不应白昼吻自己的妻子；他要自己的妻子亲自奶婴儿；奴隶老了，他就把他们卖了；他认为奴隶只能工作和睡觉；奴隶之间不能有友谊，他鼓励奴隶与奴隶争吵；奴隶犯过，他叫其他奴隶审问，直到处死。老卡托这种思想在罗马占统治地位，是很典型的。）。维吉尔敢于在他的史诗里反映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和特异的地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为他这种情绪找哲学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和深刻成熟的思考就是问题的答案。但是怀疑和担心是一种消极态度，怎样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呢？他鼓吹仁爱，但是仁爱是不存在的，史诗里已多处证明了。维吉尔就只有相信命运。命运的观念贯穿整部史诗，一切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都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一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有时明知这力量是什么，但自己也无法改变现状。维吉尔把它归之为命运，这也是古代人共有的信仰（西塞罗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这样伟大，完全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取悦于不朽的神祇的原故。”（《神性论》３．５），见Ｃａｍｐｓ前引书ｐ．４５。这也是为什么维吉尔称埃涅阿斯为“虔敬的”、“虔诚的”（Ｐｉｕｓ）。）。在史诗卷二（２．３９９—４０１）叙述特洛亚陷落时，希腊人有时表现得很怯懦：“有的往船上奔跑，想逃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去，躲藏到他们熟悉的窠里。”尽管如此，“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２．３２５—３２７）。命运是无情的。普利阿姆斯被皮鲁斯杀死后，诗人写道：“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命运结束了；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２．５５４）一个好端端的特洛亚，一个子孙满堂的老人，就这样覆灭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值得怜悯同情，甚至产生绝望：“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２．３５４）即使在写田园生活的诗里，命运也时隐时显。《农事诗》卷四写养蜂，开头就说养蜂的事虽微不足道，但很光荣，“如果神灵不作对，阿婆罗倾听祈求的话”。特洛亚族和拉丁族的混合也是命运注定的。屋大维的外甥和继承人玛尔凯鲁斯早死，也是由于“命运的不公正”（６．８６９）。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得不到解释时就被说成是命运，把这种认识变为信仰，变为观察世界的工具。不仅人要听从命运，连神也受它支配。命运独立于神，超出神之上。卷十开始时，在天上辩论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争执时，尤比特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一切让命运决定。（但尤比特既是主神，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意志和命运的决定常是一致的。）相信神，相信命运，对维吉尔来说，就是希望未来的命运好一些；作为一个个人，他只能努力向上、向善，其余都听诸命运，上天会结束灾难的，正如埃涅阿斯安慰和他一起流亡的人时所说的，“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１．１９９）。维吉尔的作品，除了《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外，还有八首诗，据传是他所作，但学者们都一致否认。有些是别的诗人受他启发而写的，有的可能是奥维德写的，都被后世编纂者附会而错编进维吉尔诗集。不管怎样，有些诗却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或当时人认为是维吉尔的情绪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诗都作为附录收在维吉尔全集里，一般不为人所知或重视，但情趣与维吉尔相近，可资参阅。《牧歌》（Ｂｕｃｏｌｉｃａ）写于公元前四二—三七年间，标题《诗选》或《短诗集》（Ｅｃｌｏｇａｅ）为后人所加，共收十首。其中有两首（１、９）谈到他田产充公的事，因此大约成于公元前四一年或稍后；第２、３、５、７首可能写于公元前四二年，当他回到曼图阿田庄时；第６、９首写于老师希罗宅中，也是公元前四一年，其余则写于罗马。这些诗，有的是献给他的朋友波利欧、瓦鲁斯和迦鲁斯的，有的（第１首）献给屋大维。其中一半是采用牧人对话或对歌的形式。牧歌这种诗歌类型起源于西西里，其主要代表是希腊化时期出生在西西里的忒奥克里托斯（Ｔｈｅｏｋｒｉｔｏｓ，约公元前三一〇—二五〇年）。他的诗共留存约三十首，其中有些以对歌形式描写牧人生活，悼念失去的爱人，属于牧歌类；有些则写都市赛会、神话传说；有些则是诗简，有的带有戏谑性质。他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牧歌的鼻祖。维吉尔的《牧歌》正是在忒奥克里托斯启发下创作的。他的《牧歌》一问世就风靡一时，贺拉斯赞美它“温存而有谐趣”（ｍｏｌｌｅａｔｑｕｅｆａｃｅｔｕｍ），大半不仅是因为这类诗歌在罗马还是第一次出现，有清新之感，更是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某些社会阶层的情趣和理想。它此后也历来受到赞扬，被人模仿。英国十八世纪评论家约翰逊对上述两个诗人做了比较，他说：“忒奥克里托斯作为作家甚不足道，至于他的牧歌，维吉尔明显比他高明。……忒奥克里托斯虽然生活在美丽的国土，但描写不多，他写的风习很粗鄙。维吉尔的描写多得多，更富于情调，更多大自然，艺术性更高。”（包斯威尔：《约翰逊传》（Ｂｏｓｗｅｌｌ：ＬｉｆｅｏｆＪｏｈｎｓｏｎ，Ｏ．Ｓ．Ａ．ＩＩ．３３４—３３５）。）近代文学史家也认为它是罗马文学中的首创，对后世影响最大，它的写景像十八世纪画家特纳（Ｔｕｒｎｅｒ）的画境，幽邃迷离，评论家麦凯尔（Ｍａｃｋａｉｌ）誉之为“魔幻式的光泽，奇异的黄金，非人间的天光”（格朗特：《罗马文学》（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ｒａｎｔ：Ｒｏｍ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Ｐ，１９５４）。）。《农事诗》是遵命文学，是麦克那斯示意写的，以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他用了七年工夫（公元前三七—三〇年）才全部完成，平均每天写一行。多那图斯谈到维吉尔创作《农事诗》的工作方法时说：“他每天一早口述（向有文化教养的家奴。）大量已有腹稿的诗行，然后整天都用在加工上，把它们删减成很少几行。”他又引维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写诗就像雌熊舔仔，把它们慢慢地舔出一个模样来。”全诗共四卷，每卷五百余行，分别写种粮；植树，主要写种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形式仿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属“教谕诗”类型。它有实用手册的作用，也记载一些神话传说，也写个人的思想感情，如赫西俄德要求同弟弟和解，反抗暴政，要求正义。维吉尔在这基础上加以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和个人的印记。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是《埃涅阿斯纪》（以下简称《埃纪》）。早在他写《牧歌》（６．３）时，他就曾动念要写史诗，到写《农事诗》（３．８—３９）时，他已决定要写，并以屋大维为中心人物。还在他写作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期待，抒情诗人、麦克纳斯文学小组成员普洛佩尔修斯（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在《哀歌》（２．３４）里写道：罗马的诗人们，还有希腊的，你们让路；一部比《伊利亚纪》更伟大的作品正在创造。公元前二六—二五年，屋大维正出巡西班牙，写信给维吉尔要他把“初步计划或有代表性的段落”寄给他。他大约从公元前三〇年他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作，直到公元前十九年去世，才完成初稿。他准备再用三年时间退隐到希腊和小亚细亚进行修改，然后研究哲学，但没有如愿。在他离开意大利去希腊之前，他曾嘱咐友人瓦留斯，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就把这部史诗焚毁。他死后，瓦留斯和图卡作为遗嘱执行人，遵屋大维之命，把它整理出版了。《埃纪》共十二卷，按故事说，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各六卷。也有人把它分成三部分，各四卷。分成两部分的理由是前半仿《奥德修纪》，写埃涅阿斯的流浪；后半仿《伊利亚纪》，写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的战争。分成三部分的理由是第一部分以特洛亚的陷落和狄多的悲剧为中心；第二部分是过渡，写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结盟，准备战争；第三部分写战争。从故事结构看，固然可以分成几块或几片，但是中心人物还是一个，贯串始终，故事本身还是有连续性的。故事按史诗的规格要求，从中间开始（ｉｎｍｅｄｉａｓｒｅｓ），而不从开天辟地（ａｂｏｖｏ）（贺拉斯：《诗艺》。）说起。史诗一开始，特洛亚人已经过七年海上漂泊，正离开西西里往北向意大利进发。但尤诺同他们作对，命令风神刮起大风，把他们吹到了南面的迦太基。迦太基女王狄多热情款待他们。埃涅阿斯的母亲，女神维纳斯也不想让儿子再流浪而希望他在迦太基定居下来，因此叫自己另一个儿子小爱神丘比特促使狄多对埃涅阿斯产生爱情。在筵席上，狄多请他讲述他七年来的流浪经历。卷二卷三倒叙埃涅阿斯从特洛亚失陷到抵达迦太基的经过。卷二写特洛亚的沦陷，希腊人用木马计进了特洛亚，一场血战，老王见杀，埃涅阿斯背着老父，携着幼子，妻子跟在后面，逃出城去。中途妻子失散牺牲。这卷写的是发生在一夜之间的事。卷三写他七年漂泊，写他处处想安家立业，写他的迷误和祈求神的指点，写他所历的艰险以及父亲在西西里的去世。他在几处都遇到特洛亚战争的幸存者，勾起他痛苦的回忆，而以他遇到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洛玛刻和她的丈夫赫勒努斯一段最为动人。卷四写狄多和埃涅阿斯的恋爱和结合。但是尤比特遣神使去警告埃涅阿斯不要忘记建立家国的伟大使命，要他立刻离开迦太基。他决定牺牲个人的安乐，向狄多陈述必须离去的理由，并断然登舟而去。狄多再三设法想把他留住，但未能成功，她在悲恨之中饮刃自焚而死。狄多之死引起过历代读者的同情之泪（包括青年时代的圣·奥古士丁）。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没有一处明白地说过埃涅阿斯也同样爱狄多。卷五，特洛亚人又回到西西里，在这里举行了赛会，祭奠埃涅阿斯的亡父安奇塞斯。一起流亡的特洛亚妇女因为长久找不到安身之处，怕再继续过流亡生活，绝望之中，开始焚烧船队。火被尤比特扑灭。埃涅阿斯决定让不愿再流亡的人留下，其余的继续跟他去寻找意大利。中途，舵手帕里努鲁斯堕海身亡。卷六，特洛亚人终于到达了意大利。他们在枯迈（在今那不勒斯以北不远，至今有一个山洞，传说是埃涅阿斯下地府的入口。）登陆。埃涅阿斯遵照赫勒努斯（３．４４１ｆｆ．）和父亲（５．７２２ｆｆ．）的嘱咐，去找女先知西比尔。西比尔带他下到地府（这情节仿《奥德修纪》，又为但丁所用，并以维吉尔为向导。）会见亡父，他的父亲指点给他看他的后裔——罗马国家的一系列缔造者。埃涅阿斯回到地上，决心更加坚定。在地府，他遇到帕里努鲁斯、狄多、代佛布斯，再一次经历了过去的痛苦，暗示过去的痛苦已成过去，要向前看，要前进。卷七，埃涅阿斯一行继续沿海岸北行，抵达第表河口。拉提努斯王热烈欢迎他们，他认出埃涅阿斯就是神所说的、注定要和他女儿结婚的那个异邦人，于是答应了婚事。但他女儿已同图尔努斯有婚约，尤诺又从中挑拨，挑起了战争。全卷以列举图尔努斯一方的意大利诸将领的阵容结束。卷八写埃涅阿斯到未来的罗马城址上居住的阿尔卡狄亚王厄凡德尔处去求援。厄凡德尔引他参观了他的都城，展示了未来的罗马城，并派他的儿子帕拉斯率军援助埃涅阿斯。维纳斯恳求她丈夫伏尔坎为埃涅阿斯造一面盾牌，其上镂刻着罗马历代大事直至屋大维时代，目的在鼓励埃涅阿斯作战。其中伏尔坎锻造盾牌一段十分精彩。卷九，当埃涅阿斯去求援之际，特洛亚营寨被图尔努斯包围，特洛亚两名武士突围去找埃涅阿斯，半路牺牲了。图尔努斯杀败特洛亚人，只身闯入营寨，寡不敌众，跳入第表河逃脱。卷十，埃涅阿斯由帕拉斯陪同回到营寨，在交战中，图尔努斯杀死了帕拉斯，剥下他的剑带作为战利品。埃涅阿斯在盛怒之下杀死了许多敌人，暂时获胜。卷十一，埃涅阿斯准备帕拉斯的葬礼，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各自埋葬阵亡将士。这时拉丁阵营有反战情绪，图尔努斯表示要和埃涅阿斯单独决战。这时，埃涅阿斯发动进攻，战事又起。女英雄卡密拉来支援图尔努斯，战死，拉丁军大败。最后一卷写图尔努斯再次要求与埃涅阿斯单独决斗。双方明誓立约。但鲁图利亚人破坏约定，发动进攻，埃涅阿斯受伤，一场大战又爆发。维纳斯把埃涅阿斯的伤治好，他又投入战斗。双方杀人如麻。这时在天上的尤比特要求尤诺不要再阻挠特洛亚人，他们达成协议，让罗马人和拉丁人联合。埃涅阿斯在追赶图尔努斯时把他刺伤，本想不杀他，但见到他佩带着帕拉斯的腰带，怒从心起，终于把他杀死，结束了战争。《埃纪》从形式上说是史诗，有动作，有英雄，但从性质上说，它同荷马史诗很不一样。有人称它为“废墟文学”（Ｔｒüｍｍ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和“建设文学”（Ｂａｕ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指出它与荷马史诗不同的一个方面，它不是歌颂英雄行为和流浪冒险的。有人称之为“遵命文学”（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它确实是配合屋大维提倡斯多噶道德和复兴宗教的政策的，因为恢复宗教信仰，信奉罗马神祇，可以箝制思想，而歌颂罗马创业的艰难和今天的强大，也可以鼓励“爱国主义”。燕卜荪说：“蒲伯（Ｐｏｐｅ）说，甚至《埃纪》也是‘政治吹嘘’（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ｕｆｆ）；甚至诗中朦胧如梦的、无所针对的、普遍存在的忧郁也是故意制造的，来支持奥古士都。”（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ｍｐｓｏｎ：Ｓｏ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Ｃｈａｔｔｏ＆Ｗｉｎｄｕｓ，１９３５，ｐ．３．）为什么要写得忧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艾仑·波（Ｐｏｅ）曾证明，忧郁是最富于诗意的情调。”（同上书ｐ．１３。）也就是说维吉尔的史诗完完全全是为政策服务的，连其中的情调，即使不是假的，也是一种手法。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史诗是为政策服务的，但情调完全是诗人独有的，这只要比较一下当时一些同样歌颂屋大维的诗歌就会明白，甚至可以说对屋大维是有所批判的，这点下面还要谈到。艾略特认为这首史诗是“古典作品”的标本，因为它有两个特点：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Ｔ．Ｓ．Ｅｌｉｏｔ：Ｗｈａｔｉｓ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Ｆａｂｅｒ＆Ｆａｂｅｒ，１９４５．）更多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都同意《埃纪》是一首民族史诗，罗马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与希腊城邦的分散局面不同，罗马人有一个大一统的感觉。主人公也和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不同，“英雄”的概念改变了，希腊史诗的英雄一切行动都出自个人打算，阿奇琉斯因个人恩怨而决定参战或不参战，奥德修斯历尽艰险，表现的是个人才智，回家的目的是达成个人的家庭团聚；而埃涅阿斯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族、新国家，个人幸福（愿意死在故国、屡屡不愿前进、狄多的插曲）必须经过斗争而牺牲掉，他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领袖、组织者和民族象征。他象征屋大维所提倡的道德，有些行动甚至是以屋大维的行动为蓝本的，例如他身上体现的虔敬（ｐｉｅｔａｓ），一是敬神，服从神意，一是对人群（家族、民族）的责任感，由此衍生出他经历的千难万险和种种流血牺牲的动作。因而他不像希腊史诗英雄那样有个性，相反他必须泯灭个性，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是英雄的英雄，即与以往英雄有所不同的英雄。他是神的工具，神的意志的执行者，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神也就是命运的意志。《埃纪》中的这种使命感是希腊史诗或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所没有的，而成为维吉尔以后欧洲史诗的基本内容，所以说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一个中心的、关键的地位。但《埃纪》和荷马史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调，它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使他成为一个如前面提到的“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凡有可以一掬同情之泪的地方，维吉尔从不放过。如９．４８０ｆｆ．，欧吕阿鲁斯的母亲千辛万苦随儿子逃离特洛亚，不想儿子竟战死，维吉尔费了些笔墨描写她如何哭悼。１０．７５８，尤比特在天宫里看到双方这种无谓的疯狂的杀戮，看到这些总有一天要死的凡人受这么悲惨的折磨，很是怜悯他们。维吉尔也同样不放过一切强调命运的机会，例如１０．７０６写密玛斯与帕里斯同日生，但一个死在故土，一个却死在异乡，都是命中注定的。）而荷马史诗则是乐观、勇武、率直以至凶狠。这原因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为他多思，所以他才多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的社会讽刺诗，普洛佩尔修斯、提布鲁斯、奥维德的爱情诗，相形之下就显得十分浅露。丁尼生（Ｔｅｎｎｙｓｏｎ）的《致维吉尔》一诗有两行说得很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悲哀之中有着庄严，”点出了他的特色。他的这个特色也可用人情味来说明。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盛赞维吉尔和莎士比亚是两个最能给人带来“甜蜜与光明”的诗人。（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ｒｃｈｙ，ｃｈａｐ．１．）他说他们“灵魂里最突出的是甜蜜与光明和人性中最具人情的一切”。不管我们对人性论持什么不同的看法，维吉尔的“人情味”是实际存在的。史诗的情调和早期作品一样有时使人联想到陶渊明。萧统《陶渊明传》说他“以为彭泽令……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埃纪》卷三里，安德洛玛刻临别送阿斯卡纽斯几件衣物，对他说：“你是这样像我的孩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现在只有你能使我想起他的容貌来。”在卷十二里，诗人在描写战争的百忙之中特意写一个被图尔努斯杀死的青年，“他原来以捕鱼为生，家里很穷，但从来不想依附什么权贵，他的父亲种几亩租来的田地”。维吉尔怕战争，陶渊明也有“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诗句，异患也就是兵灾凶厄。两人也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种人道的、人情的、向往小康的精神状态，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雷同之处，很值得研究，也正是这种思想贯串此后的欧洲文学，直到今天。维吉尔虽然师法荷马，但结果可以说改变了史诗的性质，因此不能以荷马的特色要求维吉尔。早在三百年前，德莱顿曾做了如下的公允的比较：“维吉尔气质安详、稳重，荷马狂暴、激动、充满了火。维吉尔的天才在思想得体，文字多采，荷马则思想迅速，语言自由。”“我们这两位诗人在气质方面既如此不同，一个火暴、血性高，一个滞涩忧郁，这就使他们各有不同的卓越之处。”他们塑造的英雄，“阿奇琉斯暴烈、急躁、报复心重……埃涅阿斯则忍耐、考虑周详、关心他的人民、对敌人仁慈、永远服从天命”。（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ｓ．）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奥德修纪》卷十一和《埃纪》卷六，都是写游地府，维吉尔的格局完全模仿荷马，甚至连词句也照搬。如埃涅阿斯三次想拥抱他父亲的亡魂（６．７００），他父亲三次像轻风和梦影一样闪开，（２．７９２，埃涅阿斯见到妻子的亡魂时，诗人也用同样词句，都是照搬《奥德修纪》１１．２０６ｆ。）但区别大于相似。奥德修斯直入地府，没有什么序曲，但埃涅阿斯则是先看庙门，然后大神附在西比尔体上，取金枝，超度了一个亡魂，才进入地府。入地府后他首先向冥神祝祷，才见到亡魂。序曲中的这些细节赋予故事以浓厚的庄严神秘的宗教色彩，培养气氛。奥德修斯首先看到的是他的母亲，埃涅阿斯则是在看到了一系列亡魂之后，才见到父亲，表示在面向未来之前对过去的回忆。奥德修斯见到母亲之后询问的是家中情况，老父、妻子和儿子的情况，埃涅阿斯见到父亲后，父亲却先讲哲学（毕达哥拉斯灵魂轮回说），然后讲的是罗马未来的英雄和历史，以及埃涅阿斯的使命。可见维吉尔脱胎于荷马，但内容大变，正如乔伊斯的《攸利西斯》（今通译《尤利西斯》。——编注）脱胎于荷马而内容大变一样。《埃纪》一般称为“文人史诗”，“第二位或第二代史诗”，或竟称“人工制造的史诗”，以相对于荷马的“纯真的”、“第一位的”“天籁”。一个自然，一个人工。（Ｌｅｖｅｒｓｄｏｎｎé，ｌｅｖｅｒｓｃａｌｃｕｌé．参看Ｃ．Ｍ．Ｂｏｗｒａ：ＦｒｏｍＶｉｒｇｉｌｔｏＭｉｌｔ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４５。）维吉尔所开创的史诗其特点大致可以这样说：作者有鲜明的创作目的，作者有历史感、使命感，有深刻的思考，吸收了许多前人的传统、神话和书本知识以为营养。它是一种新型史诗，在这层意义上讲，维吉尔可以算是欧洲第一个“现代”诗人。惟其它是“人工的”，所以就具有人工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史诗的构架是经过精心构思才搭起来的；文字是考虑到具体情景经过推敲后才落笔的，力求形象性和音乐性同内容协调；比喻的选择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例如，维吉尔经常用“虔敬”、“虔诚”来形容埃涅阿斯，点出他的性格特征，表明他对神的虔敬，遵从神的旨意，作为儿子、父亲和领袖则克尽厥职，还有同情怜悯之心，但当他和狄多恋爱，沉湎于逸乐，诗人便不再用这个形容词冠在他名字前面。在选择比喻方面，他也别具匠心，使内容越加丰富充实。例如２．３０４，他把特洛亚夜间混战比做麦田起火，比做山洪暴发冲走牛羊树木，而牧人在山崖上听到这声音，一筹莫展。这个比喻基本上是从荷马《伊利亚纪》（４．４５２）引来的。荷马把两军相遇比做山洪暴发，远处牧羊人听了直发抖，目的是烘托战斗的猛烈。荷马的牧羊人是一笔带过写的，维吉尔把他突出出来，来烘托出埃涅阿斯的心理状态，既惊怕又无可奈何。《埃纪》里面有两个时间层次：埃涅阿斯时代和维吉尔时代，相距一千年。按传说，从后面向前推算，埃涅阿斯定都拉维尼乌姆应在公元前一〇八三年，三十年后的公元前一〇五三年，阿斯卡纽斯迁都阿尔巴·隆加，又隔了三百年，公元前七五三年罗木路斯才建都罗马。经过二百多年的王政时期，五百年的共和时期，才到维吉尔的时代。但《埃纪》中处处有预言未来历史的地方（如卷八伏尔坎为埃涅阿斯锻造的盾牌），影射当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地方（如狄多就影射克利奥帕特拉），以此来显示当代罗马有着悠久的不间断的传统。另一个时间层次就是埃涅阿斯故事本身所有的。埃涅阿斯虽然追溯了七年的经历，但故事本身，故事中的动作，即从西西里到迦太基到拉丁姆这一段，只经历了几个月，亦即七年流浪的最后几个月。把这些时间层次弄清楚，对阅读是有帮助的。《埃纪》的结构，不论是全诗或每一卷，都体现了诗人的匠心。据多那图斯的传记，维吉尔在写这部史诗之前，先用散文拟了一个提纲，分成十二卷，然后随兴之所至把各部分不拘次第写成诗。为了不打断灵感，有时一段未成就把它放下，去写别段；有时在有些段落里暂时插入一些“铺垫”，以便日后更替。可以肯定在他下笔之前是先搭架子的，而架子本身恐怕也是不断调整的，（Ｐ．Ｇ．Ｗａｌｓ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ＶｅｒｇｉｌｉＭａｒｏｎｉｓＡｅｎｅｉｄｏｓ，ＬｉｂｒｉⅦ—Ⅷ（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Ｃ．Ｊ．Ｆｏｒｄｙｃｅ），ＯＵＰ，１９７７，认为维吉尔在拟了散文写作计划之后，还要系统地研究大量有关罗马创建史的史料、传说，从中挑选他所需的材料，加以安排。）以符合约翰逊所说的“诗歌建筑的规律”（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ｏｅｔｉｃ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每卷就像一个建筑构件，与其他卷搭配照应。有的评家指出，例如卷三、卷五情调比较恬静，以缓和卷二、四、六的紧张。前半与后半每相互应，如卷七尤诺挑拨战争，与卷一尤诺命风神掀起风暴呼应；卷八写罗马未来的历史与卷二写特洛亚沦陷对照；卷十写帕拉斯之死与卷四写狄多之死呼应；卷十二图尔努斯之死与卷六预言屋大维继承人玛尔凯鲁斯之死对应。（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ＡｅｎｅｉｄｏｆＶｉｒｇｉｌ，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２．）又如卷一以迦太基历史开始，第七卷也有拉丁族历史的交代；迦太基神庙内的雕刻配合拉丁姆宫中的木刻；伊利翁纽斯既是知会狄多的使节，又是知会拉提努斯王的使节。（Ｗａｌｓｈ，前引文。）这类精心安排的情节俯拾皆是。即使在每一卷里，情节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的，例如卷三埃涅阿斯叙述他七年漂泊就分成三组，每组三件事：第一组的事件发生在爱琴海，第二组在希腊，第三组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每个事件代表一种情绪：特拉刻的荒凉可怕，提洛斯的温存，克里特岛上的灾疫；斯特洛法德斯岛上的妖氛，阿克提姆的罗马气氛，在布特罗屯，赫勒努斯预言前途，富有启示录的味道；敏涅尔伐堡则又预言未来的战争，最后在围绕西西里航行的安静气氛中结束全卷。（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前引书。）所以从结构上来讲，《埃纪》是矛盾平衡的结构。古代传说和当代历史既是两回事，又有连续性；荷马史诗的英雄和埃涅阿斯气质不同，旧的英雄模式要赋以新的内容；罗马事业的伟大、值得歌颂的罗马英雄、和平的可贵、黄金时代之在望等等，和为获得这些而付出的牺牲；神的意志和个人的意志——这首诗里交织着这些矛盾。诗人既衷心赞美，又深刻怀疑。这种矛盾心情产生了这首诗的朦胧气氛和哀婉的底调。这些矛盾和这种情调都集中在埃涅阿斯身上。他既体现了罗马的和诗人的理想，也体现了诗人的矛盾思想。狄多和图尔努斯这两个陪衬人物是他完成他使命过程中的障碍，他们必须被排除掉。狄多必须牺牲，但诗人想到她的身世，她和埃涅阿斯同是天涯沦落人，对她又无限同情惋惜。图尔努斯英俊有为，像阿奇琉斯一样勇猛直率，也必须牺牲，因为他代表了共和时期挑起内讧、争权夺利那种英雄主义，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在他苦苦求饶的时候，埃涅阿斯看到帕拉斯的剑带，忽然变得复仇心切、凶狠、缺乏宽恕，这时作者的同情又倒向图尔努斯，埃涅阿斯变成一个旧式的、阿奇琉斯式的英雄，诗人对他似乎就不无贬意了。当一个暴君——墨赞提乌斯看见儿子劳苏斯为救他而战死（１０．８４９），感到失去了亲人的痛苦，诗人也对他表示同情，而且离开情节的需要加以赞颂。也许正因为诗人意识到他的诗里的这些矛盾才嘱咐他的朋友在他死后把诗稿焚毁，而不完全是因为它还需要艺术加工。埃涅阿斯的形象一般公认是模糊的，缺乏个性，不像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因为维吉尔一方面把他写成一种理想的化身、民族希望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也体现了诗人思想感情的矛盾，所以我们既不能用荷马的标准，更不能用近代小说中典型人物的标准去衡量他，正如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或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人物一样。维吉尔在创作他的史诗时所利用的文学遗产除荷马史诗外还有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和罗马本身早期的史诗。他有了主题，就要找材料来体现这主题，摆在他面前的基本上就是这三份遗产，他必须也只能利用这遗产，在这基础上创新。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比之荷马已增加了新的内容：个人情感；书本知识；雕琢的辞句。（参看格朗特：《罗马文学》。）篇幅也短，称“小型史诗”（ｅｐｙｌｌｉｏｎ），例如阿波罗纽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ｕｓ）的《阿尔格斯船手》写取金羊毛的英雄雅松和美狄亚的恋爱故事。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故事，《农事诗》最后的俄尔佛斯和欧利狄刻的故事，都脱胎于此。奥维德的《变形记》也是这类小型史诗的汇集。但维吉尔史诗却扬弃了希腊化史诗中的不严肃和纵情的因素（虽有一处暗示过男风），狄多的故事也着重它的悲剧性。罗马早期史诗如奈维乌斯（Ｎａｅｖｉｕｓ）的《布匿战争》（只存残篇》，又如恩纽斯（Ｅｎｎｉｕｓ）的《编年史》（也只存残卷）是用古体和六步诗行写的历史，据说罗马学童拿它们做历史教科书。这些著作显然给维吉尔提供了知识素材、爱国情绪和某些史诗技巧。总结前面所讲，为了进一步说明维吉尔史诗的特点，我们不妨就拿第一卷做个剖析，看看这些特点如何融化在具体作品里，其他各卷，读者留意阅读，稍加寻绎，也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罗马过去的历史和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有神话、族谱、传说、地理、风土习俗、家庭、宗教、哲学、法律、政治、战争，像一部百科全书。这里有种种描写手法，景物的描写、人物心理的描写、情绪的有节奏的变化，以至史诗特有的比喻。至于诗歌的音乐性在散文翻译里就不可能传达了。卷一开宗明义就把传说中的罗马历史简要地交代了一句，又在２９４行点到雅努斯庙门关闭（公元前二九年）这一当代史实，提到罗马立国是出于神意（２７９）。当他提到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纽斯封号是尤路斯时，他上挂伊利乌姆的祖先伊路斯，下联凯撒家族尤利乌斯，反映诗人对族谱学的喜爱，这既是歌颂的手段，也表现诗人的爱国情绪。诗人的嗜古癖、考证癖还表现在他对地名的兴趣，如５３２行，他提到意大利名称的由来；海中的礁石，俗称“祭坛”，只有真正热爱自己乡土的人才会对自己乡土一草一木的来历发生兴趣。他的考古癖还不限于本乡本土，例如在３６７行，他提到迦太基立国是买了一块“一张牛皮所能包括的土地”而建立起来（参看译注），这里面也可能有贬意——迦太基靠欺骗立国——因为它是罗马的敌国。又如２４４行提玛乌斯河有九个入海口，这些都是当时人所熟悉的，诗人只须一点（就像我国旧诗用典一样）就可以唤起读者的应有的联想和反应。这一卷也反映了罗马人的家庭或家族观念，如对家神的尊奉（３７８），磨面制饼的场面（１７９）。社会风气可以从用美女进行贿赂（７１）看出。至于宗教观念、命运观念，那是很明显的，不必赘言。史诗讲哲学道理，卷一中也可见到，如筵席上歌手唱了一曲天地星辰之歌，显然是出自鲁克莱修斯。全诗中埃涅阿斯第一次开口说的话应当具有特殊意义，表现他的性格特征，他的话表明，经过七年漂泊，他已经疲倦了，怕艰难险阻，不愿前进了。但以后的事实表明，他克服了困难，到达了意大利，建立了新特洛亚，所以他第一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必须用斯多噶哲学思想去克服动摇性。罗马人的法律观念也处处有所反映，如卷一里提到尤比特定下“严格的条例”（ｆｏｅｄｕｓｃｅｒｔｕｍ）约制风暴，提到风神的“权限”有限，海神比他权大（１４０），提到罗木路斯将来要给罗马立法（２９３），在全诗后半，交战双方两次订立停战协定等。对战争的描写大都在后半部，但卷一中也有，如尤诺庙里战争被形象地描绘成张着血口，反背着手，用一百条铜链绑住，反映出诗人对战争的万分惧怕和憎恶。罗马的政治生活也可以通过“群众叛乱”（１４８）瞥见一斑。诗人的矛盾思想在字里行间也可以隐约看到，例如维纳斯说：“未来的前景足以抵消过去的命运”（２３９），这句话就有正反两方面的含意：罗马是伟大的，但是是否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随着情节的推进，诗人巧妙地把情绪安排得极有节奏感。一场风暴之后，接着就是静谧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幽邃的海滨景象；悲愁、疲惫、厌倦之后接着是欢乐、庆幸、乐观的情绪。维纳斯刚指点给埃涅阿斯以希望，接着他又看到壁画，勾引出他那“万事俱堪落泪”的千古之叹（４６２），接着又是狄多治下的欢乐人群蜂拥而至。烘托情绪的另一手法就是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２０８）埃涅阿斯表面上充满希望，内心却有压不下去的忧虑。诗人也没有忽略群众的心理活动，他们想象着失散的伙伴们可能的遭遇（２１６）。维吉尔还常喜欢用反话来激起弦外之音，如（５２２）伊利翁纽斯请求狄多收容特洛亚的落难者，他说他们“不是拿着刀剑来掠夺的……我们是被征服了的人，没有这种胆量”。读者不难联想到将来消灭迦太基的正是罗马人。又如（７３３）狄多祈祷上苍让迦太基和特洛亚双方子子孙孙永远怀念今天她和埃涅阿斯的结合。当时读者对此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后来双方打了三次大战（布匿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迦太基的覆灭，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告终，更加显出狄多痴情的悲剧性。在卷一里，史诗不可缺少的明喻（ｓｉｍｉｌｅ）也体现了维吉尔的独创性。例如全诗第一个明喻（１４８）以人事比自然现象，就和荷马常以自然现象比喻人事正好相反。如《伊利亚纪》卷二写阿加门农召开军事会议，故意试探将领们在没有阿奇琉斯参战的情况下有无作战决心，提出班师回国，大家都赞成，部队都开始做回国准备，荷马用了两个明喻来形容其忙乱景象：像大风中的波涛，军盔上的羽毛和摇动的枪杆，又像风中的麦穗。而维吉尔则从罗马政治生活中摘取形象来比风暴的骚动和止息，由此也可见维吉尔对政治的属意。又如，在两次提到狄多，使读者有心理准备之后，狄多本人出场（４９９），诗人立刻用了一个明喻，把她比做狄阿娜。这个明喻是仿荷马的，荷马在《奥德修纪》（６．１０２ｆ．）写少女瑙西卡阿出嫁前在河边洗衣、洗澡之后的轻快心情和美貌像阿特密斯（狄阿娜）。维吉尔用来形容狄多，曾引起评者的争议，有人批评他用喻不当，因为它原是描写一个少女和女伴们跳舞欢乐的情景，而狄多则是一国的女王，在发号施令。但辩护者说，狄多不仅是一个持重的女王，她也是一个美丽的、生气勃勃的、欢乐的女王，在众花扶持中的一朵鲜花，维吉尔这样比她是为了对照她后来的悲剧，这样这比喻就不仅是表面的比，而且产生暗示的效果。大凡荷马由于他脱胎于口头文学，所以无论是叙事还是描写都比较松散、弛放，而维吉尔则高度精炼浓缩，依靠联想和暗示以取得感情效果。这种朦胧恍惚的特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写景，不仅写冥界如此，即如卷一（１５９ｆｆ．）中写海滨也是如此。和惊涛骇浪对照，海滨显得尤其幽静、隐蔽、荫翳深邃，带些恐怖神秘色彩。这一段也受荷马的启示（《奥德修纪》卷十三），但完全体现了维吉尔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他最心向往之的境界和对大自然的独特的感受。从全诗来看，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写照，如独眼巨人波吕菲姆斯吃人的图景（３．６２３ｆ．），简直是一幅富人吃穷人肉的漫画像；阿凯墨厄得斯则又是一幅穷人吃野果草根充饥的饿莩图（３．５８８—６５４）；尤诺和维纳斯的勾心斗角不愧是一幅罗马贵妇人的生活画（４）；德朗克斯是一个两面派的罗马政客（１１—１２）；埃涅阿斯向狄多申辩（４），尤诺和维纳斯在天宫的辩论（１０）则无疑是元老院和法庭上辩论的翻版。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恋爱可能影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在手法上，维吉尔爱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为他的主旨服务，烘托出捉摸不定的朦胧的意识和气氛，这种手法在卷六里用得最集中。埃涅阿斯来到阿婆罗神庙前，大门上雕着代达路斯、米诺陶和迷宫的故事，象征埃涅阿斯经过一段迷惘（包括狄多插曲），即将获得解脱，认准前途，不再动摇。西比尔本人就是命运的象征、神的代表，她既是向埃涅阿斯指明前途的向导，又是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人物。埃涅阿斯采折的金枝，据说象征黑暗中的光明，死中的生，十分神秘。埃涅阿斯进入冥界之前还必须洗涤一名死去的同伴留下的污点，因此诗人费了一些笔墨写葬礼，据说是用以象征凡人死后（进入冥界以后）不能再生，但埃涅阿斯则不同，仍将再生。冥界出口有两个，一个是角门（牛角制的），一个是象牙门，也具有神秘象征意义。据《奥德修纪》（１９．５６２ｆ．），通过象牙门出现的梦都是假象，通过牛角门的梦都是确实的，而埃涅阿斯和西比尔恰恰是从象牙门出冥界，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不是说埃涅阿斯经过迷途指点，他以后走的还是迷途呢？从而否定了他在战争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呢？这只能作为疑问。在诗中维吉尔还多次运用梦或幻影。如卷二，希腊人已偷袭进城，埃涅阿斯还在酣睡，赫克托尔来到他梦中，警告他大祸临头，赶快逃离特洛亚；（非常像《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后给凤姐托梦的情节，内容也相似。）同卷，克列乌莎向埃涅阿斯显灵；当他在西西里左右为难，不知应否留在西西里，他的父亲显灵敦促他服从神命，继续前往意大利（５．７２０ｆｆ．）；即便是同赫勒努斯和安德洛玛刻的实际生活中的会晤（３）也写得如在梦中。在后半部，图尔努斯不想应战，凶神阿列克托先是入梦，后来又向他投蛇（７．４４ｆ．），警告他，挑唆他，他才改变主意；最后写图尔努斯孤注一掷，举起石头想投向埃涅阿斯，但只觉全身无力，像在梦中举石一样。诗中写梦与幻的地方还多，也许因为维吉尔相信梦，梦即现实。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不仅烘托气氛，而且推动情节。维吉尔对人物心理活动，有时虽只轻轻一点，却很少放过。有时他用“外化”的手段描写人物的内心意识，如写舵手帕里努鲁斯强挣着抵抗睡意，终于因极度疲倦而堕海溺死（５．８２７ｆｆ．），就把睡意“外化”为睡眠神，把他下意识里面的挣扎写成他和睡眠神的斗争。诗人在描写狄多的各种心理活动时花了很大力气，他用独白、比喻、对话、行动举止的描绘，写她的欢乐和悲哀。当埃涅阿斯告诉她，他决定离去，“狄多转过身去，对他侧目而视，两眼转来转去，用沉默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暗示此时她“方寸已乱”，内心沸腾和爆发前的静默。维吉尔常直接向读者致辞，邀请读者亲身参加到人物的处境中去，使读者感到亲切。这可能是口头文学传统的痕迹。如埃涅阿斯听到神命令他离开迦太基，他心里很矛盾，诗人就问ｑｕｉｄａｇａｔ？“他该怎么办呢？”要读者和诗人一起为人物分忧。维吉尔的文字精炼到了一个读起来几乎像格言警句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善于把丰富的人生经验用极少的文字概括起来。这是罗马教育强调修辞学的结果，古代许多诗人都有这本领。希腊罗马都出了一些专门写警句的诗人。前面引过马克思引的“我警惕希腊人，尽管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２．４８），他还引过：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ｕｔａｔｕｓａｂｉｌｌｏＨｅｃｔｏｒｅ，“已经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赫克托尔了”（２．２７４，这是埃涅阿斯梦中所见的赫克托尔，遍体鳞伤，和他生前的英武，对照太强烈了，而且感情浓厚，所以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深刻难忘）。他的名句也经常为历代文人援引。其中如Ｈｏｃｏｐｕｓ，ｈｉｃｌａｂｏｒｅｓｔ，“这是困难的、费力的”（６．１２９，指下到冥界就再难回头，死后不能再生，可以作无限的引申）；又如前引“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２．３５４），概括了一种极端绝望的情绪，颇像《李尔王》里葛罗斯特所说“我们之于天神，就像顽童手里的蜻蜓，他们杀我们取乐”。他善于用警句式的语句刻画人物性格，如埃涅阿斯伤愈后重新投入战斗，对儿子说：“孩子，从我身上你要学到什么是勇敢，什么叫真正的吃苦，至于什么是运气，你只好去请教别人。”（１２．４３５ｆ．维吉尔是一位深沉的诗人，他毕生追求着一个比罗马帝国更伟大的理想，他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精神，他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那种溥世同仁的思想，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他的诗扩大了我们的知识和感情经验以及欣赏趣味。尽管它离我们很远，我们若付出一些劳动，克服历史文化所设置的某些障碍，它所能给我们的满足恐怕不亚于当代西方文学。约翰逊有一段话批评十八世纪读者对二三流次等作品趋之若鹜的风气，其中一半的精神是可取的，即要读人类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学。他说：“我们非得读现在人们都在读的作品不可。有人认为这类过多的孵化物（ｓｕｐｅｒｆｏｅｔａｔｉｏｎ），当代出版物之大量繁殖，对优秀的文学是有害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非去读这些大量的劣质的东西不可，为的是赶时髦，结果，好作品就因为没有了时间而受到忽略，因为一个读了几本现代作品的人，在与人交谈时，比读过古代最优秀作品的人，他的虚荣心更能得到满足。”（包斯威尔，前引书Ⅱ．２５１。）对当代文学我们应当知道，对古代优秀遗产，我们也同样应当知道，可能还需要先知道。这部史诗，我早年曾把其中第六卷用新诗翻译过一次，原稿早已遗失。北京师范大学陈惇同志却抄录了一份，慷慨地把他的抄录本送给了我。我看了，对译文很不满意。在我没有看到这早年译稿以前，我也考虑过是用诗体还是用散文翻译。考虑的结果是，如用诗体，旧体非我能力所及，旧体诗格律最切近的只有七古，一句七个字，七个音节，压不住拉丁文的六步诗行（ｈｅｘａｍｅｔｅｒ），每行十几个音节，全诗一万行七言诗将十分单调；其次，我国古诗都是押韵的，六步诗行是无韵的。用新诗译，也有问题，新诗的格律没有定型，自己创造，又非我力所能及，不仅从拉丁文译成汉文有这问题，译成英文也有问题。德莱顿生活在古典主义时期，诗歌有定式，到了二十世纪就成了问题，五十年代诗人刘易斯（Ｃ．ＤａｙＬｅｗｉｓ）译《埃纪》（１９５２）发现现代英诗也没有一个现成的、适合于这种“文人的”、“人工的”史诗的诗式。刘易斯翻译是为了广播，于是他创造一个适用于朗诵的诗式，每行六个重音，每行至少十二个音节，多到十七个音节。他注意速度，以期能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当然问题还是有的。罗马本土的诗歌，所谓“萨图尔纽斯”体（ｎｕｍｅｒｕｓＳａｔｕｒｎｉｕｓ）是以轻音重音为标志的，后来在希腊诗歌的影响下，又增加了长音短音（所谓“音量”）的因素。希腊诗最常用的“音步”是一长两短（ｄａｃｔｙｌ，—∨∨）和两长（ｓｐｏｎｄｅｅ，——），无所谓轻音重音。维吉尔的诗式就是在拉丁诗轻重音的结构上又加上长短音的结构，这就使他的诗行错综复杂，有时两套结构吻合，有时又矛盾，因而产生千变万化的美的效果。加以拉丁语中多音节的词特别多，英语中单音节的词比较多，因此原诗的复杂的节奏总之是无法传达的。因此刘易斯建议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与原诗对等的诗式，何妨用散文翻译，至少可以译出故事来。（Ｗ．Ｆ．ＪａｃｋｓｏｎＫｎｉｇｈｔ：Ｖｉｒｇｉｌ：ＴｈｅＡｅｎｅｉｄ，Ｐｅｎｇｕ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１９５６，正是根据这个理由译成散文。）但是这样一来，原诗的凝重、庄严、蕴藉、朦胧的诗意，简炼而丰富的语言，当然就都看不见了。由于上述考虑，加上目前我们还没有这部史诗的完整译本，大学文学系科和社会上又有此需要，不谫陋，先用散文把它译出来。即便用散文译，也不一定做得好，也还有一般翻译的困难。我的标准是译文力求忠实，尽力做到在默读或朗读时文字不要过于佶屈聱牙。但我对拉丁诗歌的感性认识有限，在判断时总要参照多种古今英译本，才能下笔，中文修养又不够，所以常常心手不能相应，很不理想。希望当代翻译家或后之来者能完成一部诗体译本，或更好的散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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