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肢体的狂草十二年前初访美国，在一所大学艺术系意外地邂逅了一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他在那里学现代舞。聊起来，他在北京第十三中上过学，而我在那里任过教，虽然他人学时我已经调到出版社了，但仍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我问他的指导教师，他学得怎么样？指导教师夸了他一通。我正沉浸在快乐里，忽听那指导教师说：“你们中国人肢体太僵硬，跳舞嘛，只懂得用四肢，能用上腰就很不错了，完全不懂得如何用背部、胸部、腹部来释放情感……我好不容易才教会了他……”我觉得很刺耳，但毕竞我没研究过舞蹈，更没对中西舞蹈作过一番比较，无从跟他理论，只得隐忍心中的不快，不过谈兴由此全消，敷衍了那指导教师几句，便告辞离去。那中国留学生稍后在教学楼外追上了我，他显然窥破了我的心思，边陪我散步迈跟我说：“……他没恶意……您别介意……他们就是不跳舞，也常用丰富多彩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情绪……咱们……讲究含蓄嘛，肢体该怎么样，有定势嘛，要‘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嘛，要‘眼视界、鼻观心’嘛……两种文化嘿……”我心里还是不舒服，但不想就此说些什么，主动把话题引到了别处……记得那回返京后，偶然想起此事，动中还是耿耿。赵飞燕舞金盘，光用四肢么？霓裳羽衣舞，怎见得就不用背部释放信息？中国现代舞的开创者，如吴晓邦、戴爱莲，我也曾有幸看过他们表演，那时他们已是“老骥”，表演属教学示范性质，但给人的印象仍很潇洒飘逸；我虽不曾特别注意过他们四肢腰肢外的部位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却绝不能一言以蔽之日：中国人肢体太僵硬……后来夜读鲁迅，他笔下的成年闰土，不仅肢体语言匮乏，连嘴里的谈吐也只能称之为木讷。他还写到，在看杀头那样的似乎最富刺激性的场合，围观者竟也多呈麻木的状态。在外国人的照相机前，被拍摄的中国人常呆视镜头，拉下下巴。自然在鲁迅那个时代也有优秀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农民，有先进的思想，有文明的行为，有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皆丰富者，但总体而言，那只是凤毛麟角，多数的，还是被内忧外患，压抑得不懂不需、不能也不善释放自己的情感。他还写到一位中国地位优越的新式妇女，到西欧访问，人家问她，中国妇女是不是缠小脚？她便伸出自己的“天足”给人家看，告诉人家没那回事。鲁迅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鲁迅先生主张直面人生，睁开眼睛看中国，也睁开眼睛看世界。鲁迅的爱国，是首先不怕承认自己的国家有毛病、有缺点，也木怕承认人家的国家有妙处、有优点。以这样的心态对比中西文化，他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我们真能参透先生这种幽深愤激的爱国情怀之精髓么？后来，我看电视时，注意新闻报道里出现的普通中国人，我得承认，特别是镜头里出现的农民，多数，还是比较木油，或者大体上还算大方，能有问必答，但善于用手势辅助意见的表达者，已寥寥，更多的肢体语言，那就极为罕见了。当然，这样的同胞，特别是农民，又尤其是老一辈农民，我们仍然爱他们，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其不善表达，在雕像般的沉寂中，我们感到听见了更厚重的心音，故而更觉得有一种特殊的美感。80年代初，罗中立那幅“超级现实主义”的巨画《父亲》，把我们这种体验充分地表达出来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仿佛是刻意顺着《父亲》的走向作进一步的开掘，他一方面把中国农民的隐忍静穆展现到令人员息的地步，一方面又通过狂放的腰鼓场面，把中国农民那以肢体语言宣泄感情的爆发力展现到令人热泪盈眶的境地。张艺谋根据莫言原著改编的《红高粱》，试图通过主观臆想，从“我爷爷”、“我奶奶”那里张扬出中国农民粗犷的“行为艺术”，来激活现实中国农民乃至整个民族情感表达的坦率度与狂放度。这一努力在90年代，被众多的文学艺术家以多种形式继续着，开放出了更多更奇的花朵。但是，真正使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农民扬眉吐气，摈除压抑感，获得释放聪明才智、健康欲望与内心激情的因素，不是文学艺术，而是活生生的时代步伐，具体来说，是改革、开放，是生产力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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