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书旨在探讨中国现行所有制结构对“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原则的适应性,并在效率一平等框架内寻找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途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动趋势;中国经济的技术效率和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和所有制对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影响;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与收入分配平等性的替代关系;所有制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本书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1.1981~1998年间,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动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经济内部调整为主要内容,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结构调整速度缓慢。所有制结构变动呈较大的差异性:基础领域的国有垄断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多元经济成份;中西部相对于东部。北部相对于南部所有制改革滞后。2.将一般生产函数(AverageProductionFunction)和随机边界生产函数的Cobb-Dougals函数形式以及受限转移对数函数形式用于中国经济运行技术效率的估计,通过OLS(Or-dinaryLeastSquare)和ML(MaximumLikelihood)两种拟合技术对上述生产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再通过对误差项的“两项”分解(正态分布项和半正态分布项)估计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1952~1959年中国经济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766,1960~1969年为0.765,1970~1979年为0.75,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分别为0.793和0.822。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年)为0.762,改革时期(1978~1999年)为0.801。1981~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64%的贡献来自物质投人要素的增长,36%的贡献来自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91~1999年,资本。劳动投入量增加贡献了69.8%的经济增长,剩余的30.2%来自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计划体制时期(1952~1978年)86%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投人要素的增加,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4%,而1979~1999年,投人要素和综合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63.5%和36.5%。由此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是“外延式”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依然缓慢。综合要素生产率上升缓慢的引致原因是经济运行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低下:1952-1978年。1979-1999年的年均技术效率增长为-0.2%、0.6%,技术进步率为1.14%和2.9%。3.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影响中国经济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引起技术效率的下降,而集体经济。非公有经济比重均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中国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在1981~1998年间呈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动。农村居民收人差距明显地大于城镇内部。引起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就业,而城镇内部收人差距扩大是由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经济比例变动产生的收人分配结构效应和差距效应。回归分析表明,所有制结构对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减小,集体经济。非公有经济对收人分配平等性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4.本研究构建了效率一平等的结构模型,并运用Seem-inglyUnrlatedRegression技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存在着关于所有制结构的效率与平等替代关系,即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将会引起经济运行效率和收入分配平等性的反向变动: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经济运行效率下降,收人分配平等程度提高,集体经济或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性下降。不同所有制构成具有不同的平等一效率替代率,非公有经济替代率(3.104)高于国有经济(2.328),集体经济的平等一效率替代率最小(2.131)。5.运用阿玛蒂亚·森福利公式对中国社会福利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经济改革过程使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但90年代后期,社会福利的提升速度却在下降。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不能充分地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原则,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原则必须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提高非公有经济的份额;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路径选择应为公有经济比重减小,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其中减低国有经济比重,增加非公有经济比重的选择将优于集体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间比重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这一改革将带来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