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毓良，1971 年生，台湾台北县人，1997 年毕业于中兴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 1999 年毕业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位论文领域为清代军事史、社会史；特重清廷对台统治之道，以及属下臣民应对之策。主要经历：参与 1996～1998 年台北县深坑乡乡志编纂工作。2000～2001 年基隆市市定古迹——狮球岭炮台、中法战争遗址、杠仔寮炮台调查研究；2000～2001 年“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台湾历史辞典》计划。累计发表论文十余篇。TOP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一 研究动机、方法与目的二 史料及研究成果的检讨三 章节内容简介第一章 港口与海运第一节 清代台湾港口戍防的演变第二节 台闽至海内外的航线第三节 台闽的配运第二章 行政与管理第一节 文武官员对海防的职掌第二节 弁兵练勇对据点的戍守第三节 台湾海防的经费第三章 海防与台海的控制权第一节 船政的运作第二节 水师的操演第四章 海防的对象第一节 港口的检验与走私偷渡第二节 港口的政防与平定民变第三节 海盗的骚扰与追剿第四节 列强的入侵与抵御第五章 湘、淮畛域下的海防第一节 纳入洋务运动的一环（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十年，1861——1884）第二节 建省以后的发展（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1885——1895）结论附录参考书目后记…… TOP书摘书摘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体认到轮船对台运输的重要，因此在他的坚持下，开始整顿官方运输船队。隔年台湾购人“威利”轮船，并照“琛航”、“永保”之例，顺搭客货再至海关完税。十三年（1887）鉴于旧有的“万年青”碰沉，“伏波”水缸损坏（同年十一月三日报废），台北仅剩“威利”一船，实不敷应付基隆、沪尾、安平、旗后、澎湖等处炮台工程。于是在香港以2．6万余两的价格，购得德国“会刺”轮船一艘，重新命名“威定”。但至光绪十五年（1889），前述的“威利”、“威定”又先后沉失，惟恃“飞捷”、“海镜”。不过前者是海底电线的专修船，后者在澎湖城工完毕也要报废，所以台湾商务局再以每船18万两的价格，购得“驾时”、“斯美”。这两艘官方轮船就成为台湾海运的主力，在英商垄断台湾航线之外，惟一可与之抗衡的力量。至于整个清代台闽配运船只数量的统计，一直是颇令人困扰的问题，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完整的官方记录。不过轮船的出现，毕竟还是对台湾的海运带来极大的影响，除了前述提到的种种变革外，亦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变成更快速的逃难工具。除中法战争期间，沪尾被封锁时欲出口登轮，每人索洋10圆的高昂叫价外，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割台前夕，台南军民内渡者目不暇给，英商“爹立士”轮船一时视为“奇货”，更发足了难民财。不过这种由轮船取代帆船的运输方式，已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趋势，到了割台以后，整个台湾的海运政策又面临重大的改变，但那又是以后的事了。 在建筑营房的经费上，可分工期与成本来讨论。关于前者，以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1740年8月17—19日）肆虐台湾、诸罗两县的台风为例，事后台湾水师协三营营房多所损坏，估计需工料银七百八十一两九钱。不过由于台地不产物料，向系内地买运赴台供应，因此虽规定报部限十月完工，但也拖至乾隆八年八月（1743年10月）才动工。关于后者，以乾隆五十五年六月（1790年8月）台风横扫澎湖为例，事后澎湖水师共修筑兵房68间，并炮台、望楼、旗杆、牌坊、照壁、烟墩等项，共耗银三千二百十四两二钱三分八厘。到了清末为配合勇营驻台，遂在光绪八年（1882）于淡水观音山及基隆二重桥各修建兵房一座，耗资洋银三百八十七圆一角一点（嘉庆以后；台湾北部银圆与银两兑换率，约0．69两=1佛银）。 在采购对象上，本节所谓的对象即专指西洋武器、工料或生产器具等，这些物品因清末推行洋务运动的关系，较常见于史料典籍。首先对于枪械的报价。以光绪元年（1875）的市场行情为例，当时性能最好的英制马梯戈枪，每杆连子200个，即要价银二十两，而法国仿制晶，每杆也要价银十二两五钱。次好的美制林明敦枪，每杆约价银十二两，再次之的德制士乃得枪，每杆约价银十两上下。至于子弹的报价，光绪十五年（1889）闽浙总督卞宝第委托洋行选购毛瑟枪弹，当时市价为每百颗需库平银一两六钱五分。不过这些武器不买则矣，一旦购买必以大宗采购的方式交易，所以每次奏销的经费也有千、万两之谱。同样的个案再以开办机器局与铺设铁路为例，两者所花费的款项更是惊人。前者的开销，根据光绪十三年（1887）刘铭传所开列的清单，购买厂房用地即用契价银一千六百八十两八钱一分七厘，筑屋三十七间需工料银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二两七钱八分二厘五毫，外购机器折合银八万四千一百一十二两六钱八分零二毫。由于金额过于庞大，因此隔年清廷重新规定，各省购买外洋机器必须听候海军衙门及户部核定，各督、抚不许擅自议定。在后者的开支上，光绪十三年（1887）海军衙门在议复台湾铁路铺设事宜时，就估计总价约银一百万两，尔后在工竣奏销时，又透支约二十九万五千九百六十两。这笔经费除了从福建支持台湾建省的四十四万两中提解外，亦有不少由海防捐输银两中垫支。总之，清代的船政越到最后越不可闻问。甚至在道光朝廷还要以追缴的方法应之。道光十年（1830）上谕准奏一条旧案。原来嘉庆二十三年（1818）卸任的台湾道糜奇瑜，因在任内积压过多船只，遂经闽浙总督孙尔准之题参，令其赍带津贴银两前赴闽省，责成现任道、府赶办完竣，毋许再有延误。不过自道光以降，整个福建的船政除人谋不臧的主观因素外，客观环境的转变也是重点。以台湾为例，原本的物料采办本属艰难，道光二十年（1840）整个福建杉木的开采已趋殆尽，只剩延平、建宁、邵武府的深山还保有一些，但路途遥远无形中增加开采的运费，使得船只的修造每因经费不够，只好不断地积压。咸丰时台厂港道淤积，修船稽延有了借口，连带出现弁兵巡洋搪塞，工匠领买物料贪渎等弊害。至于台厂本身建筑的描述不多，现存以乾隆四十年（1775）任台湾府知府蒋元枢记载较为详实。就他描述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小北门鼎建军工厂之前，台厂连文武官僚验船的托足之所都没有，直到兴建大小厅房50余间，并修葺天后、风神、潮神、输般等庙，整体设施才大备。道光三十年（1850）台湾道徐宗斡因港道久塞，建议把船厂移至台郡小西门外，并由三鲲身出入，经过14个月的兴工，终于在新界开挖船坞9个，料屋、匠寮10间。但又恐将来淤积者速，于是再自厂坪起至五条港口开挖，并从洲仔尾筑立坝岸以防漫溢，再引水归壑绕道人海，期五碍于现开港道。之后台厂又分南北二厂。北名军工厂，官设，以造哨船。厂外有民厂，一名曰厂仔，在老古石地方，又有帆厂在其边。南厂亦设以造船，是木匠聚集的地方。台厂经营除了视为福建船政的一环外，对台湾岛内影响莫过于伴随而来的军工匠寮。这些匠寮可说是台厂开采物料的前哨，分布地点几乎遍及全岛山区（花东地区除外）。从移民史的角度来看，他们虽有一定的贡献，但当时良莠不齐的组合，时常造成与原住民的冲突。雍正十一年（1733）巡台御史觉罗柏修算是把此事揭发出来的第一人。此后料匠与原住民摩擦时有所闻，地方官员虽一再禁止，并以给照、给印、给发腰牌的方法限制匠民人数，但都因为私自抽藤、烧炭、钓鹿、煮碱等利润实在太大，往往效果不彰。清中叶以后，军工匠人冲突的对象亦加入汉人。这肇因于台地渐辟，山坡水圳的引水也成为伐木放流最佳引道。然这种方式常使水圳易于损坏，最后迫使地方官员一再立碑示禁。道光三年（1823）噶玛兰匠首林泳春据险叛乱，该役除了是兰境收入版图以来的第一场民变外，更是以料匠为主体分子的代表性个案。日后军工料匠的滋事，并未随着旧式船厂的式微而没落，反因台湾深入开发，其匠寮转变为汉人向内山拓垦的据点。同时平地的军工料馆也收为官办，倒像是专为采樟炼脑而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料匠与船厂的厂户、巡查（鹿耳门巡查谓海马，北路海口巡查谓料差）逐渐形成了一个贪渎的共同体。原因是台湾未解除山禁与铁禁之前，能合法取得藤、樟、铁的人就只有他们。官商勾结虽然肥了他们的荷包，却使船政经营每况愈下。不得已船政工作只得委任吏役代之。虽然此妥协的方式，不会使船只拆造即刻停工，但恶性循环的结果，却也导致台湾船政不行。清末福建旧式船厂，清廷虽屡次传旨欲从体制内改革，但实际上已欲振乏力，惟一的方法就是另创一新体制取代。同、光朝推展的洋务运动，遂给了台闽船政一个新的开始。 清廷对日强硬的措施，终使日军因在台湾陷于僵局（军队遭痢疫所苦、番社又被清廷招抚居多），不得不以谈判收场。但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并无消逝，在“南向”政策的指导下，日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趁甲午战争大胜余威，一举攻占澎湖，欲作为李鸿章在日谈判的压力。此役为中日20年后又在台湾所遭遇的另一场战争。虽然地点转移至澎湖，但主客观环境已经改变。海、陆皆败的清军，已非牡丹社事件时可比拟。早在甲午战争开打之初，台湾为预防战火的延伸，遂在邵友溓与唐景崧两位前后任巡抚的督促下，开始做出御敌的准备。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对台湾增兵添饷颇为支持，甚至在总署的密电下，有以台湾为基地趁虚攻打日本的计划。台湾守军也拦截到一艘满载军火，准备开往日本的英轮。不过日军在谈判过程中，仍进攻澎湖使清廷颇感意外。加上守军毫无决心的防守，也使澎湖迅速沦陷（澎湖守军多舣舟逃往嘉义朴子巷、彰人鹿港）。之后经由《马关条约》的协议，台、澎割日的事实已成定局，台湾士民虽不满这样的结果纷组义勇军加入乙未割台战争，但仍宣告清廷结束对台湾的统治。在总结清代台湾遭逢列强人侵的历史中，有一个重点最值得注意，即列强的动机。根据上述列强对台湾的企图大致可以分为商务与领土两种。对商务企图较强烈的有英国、美国、德国；对领土企图较强烈的有法国、日本。因此下文试着以“外力刺激”的观点，讨论清代台湾的岛屿战略地位演变。在商务企图较强烈的国家方面，虽然英、美、德三国对于台湾海防都有不同程度的考验，但真正带给台湾影响的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如前述在该战争的压力下，台湾开始有了一套整体的对外防御计划。虽然当时台湾守军的防御工事幼稚可笑，但这纯粹是在没有知已知彼的情况下，依照旧有的经验御敌的结果。以“外力刺激”的角度来看，当时台湾的海防在战术上虽是“以陆制海”，但在战略上已经略有改变：从岛屿独立作战出发，思考整个台湾海防的布局。这种改变最大的转折点在于厦门被英军攻占后，所带给台湾的震撼。本来道光朝以前台、闽所发生的乱事，大多以台湾有事，福建支持的方式处理。但现在台、闽重要的联络港厦门失去后，台湾在不能坚壁清野的情况下，反而要以滩头决战来一分胜负。鸦片战争可说是给了台湾地方官员一个省思的良机。但对北京的京官来说，其重要性不如五口通商所引起的中外纠纷来得大。因此该事件过后，台湾的海防又恢复到海晏无波的状态，甚至在“罗妹号事件”、“侵垦大南澳事件”、“艋胛事件”、“安平事件”之后，清廷仍无决心重整台湾海防的举动，非得要列强对台湾有了领土占领的企图，才张皇失措地解决问题。在领土企图较强烈的国家方面，日、法两国对于台湾海防的挑战，即是“外力刺激”观点的最佳解释。因为不管是“牡丹社事件”结束后的开山抚番，还是中法战争后的台湾建省，台湾海防的经营者，都已经开始在设想台湾作为一个岛屿独立作战的可行性。这当中的关键，在于澎湖控制台湾海峡的能力如何。显然，澎湖在光绪朝的建设，比起以前已突飞猛进许多，但美中不足的是澎防的建设未与台防接连在一起，而台防的建设又未与闽防接连在一起。这种看似各地蓬勃的洋务发展，其实暗藏着独立不相属的危险。果然在甲午战争中的澎湖战役，守军在无台闽的支持下，可说是不战即溃，平白浪费了十几年的海防建设”。再者，台湾的岛屿战略地位演变，虽说是从以往的孤岛作战，演变成接近独立作战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福建对于台湾的支持仍不可少，与以往相较只是支持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从大小战役来看，“以陆制海”的战术运用，在台湾勉强有效”。所以台湾的战略地位在清廷整体海防的布局下，其“屏障东南”的角色已经确立。它的任务在于牵制敌军的行动，必要时可以以牺牲自己换取内地的安全。以台湾这样的优越战略地位，经营洋务运动者如沈葆桢、刘墩、杨岳斌、刘铭传皆如此认为，更何况其他事不关己的官员，更无意改变这种形势。清代台湾的海防在经营二百多年后，始终在防守的问题上打转。也许这就是一个陆权国家在发展海权时的过渡阶段，仅视海防为陆权防线向海洋推展的一道防线，而不去关注海权背后所隐含的攻击性战略问题。台湾在历史发展上，正是这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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